王震和谭震林有矛盾，可1967年开会批谭时，王震却选择仗义执言

王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官，其才能备受认可。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最初的方案是授予15位将领大将军衔，王震名列其中。然而，经过全面评估后，最终决定将大将军衔授予10人，因此王震被授予上将军衔。这一调整反映了当时对将领资历、贡献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量。王震虽然未能获得大将军衔，但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卓越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在军衔评定结果公布后，徐海东和许光达两位将领都表达了谦让之意，主动提出希望降低自己的军衔等级。有意思的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向组织推荐了王震，建议由王震来担任大将一职，自己则愿意调任较低的军衔。这一举动体现了两位将领谦逊的品格和对同僚的认可。

许光达曾这样评价王震：“王震同志立下赫赫战功，在湘鄂赣地区高举旗帜，在南泥湾开垦荒地；他南征北战，令敌人闻风丧胆，率军挺进新疆，取得了辉煌战绩。”这番话充分表明，王震的功绩是实实在在、无可置疑的。

王震的为人同样值得称道。在工作中，即便遇到争执和分歧，他从不记仇。面对他人陷入困境，他不仅不会趁机打压，反而会顶着压力，坚持公正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即便面对彭德怀的频繁批评和谭震林仅给予他名义职务的情况，他依然选择了坚持己见，这种不畏权势、坚守原则的做法，最终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尊敬。

彭德怀脾气急躁，与同事相处时常常言辞激烈，几乎每个人都曾被他训斥过。其中，王震被批评的次数最多，这一点彭德怀本人也承认。

在解放战争期间，王震担任第一野战军的重要职务，直接受彭德怀指挥。由于两人长期共事，接触频繁。王震性格耿直，从不盲从上级，因此与彭德怀之间经常发生争执，几乎没有消停的时候。

1948年8月，在壶梯山战役中，王震率领的第二纵队承担了主要进攻任务。彭德怀未提前通知，直接来到前线指挥部视察。这一举动让王震既惊讶又担忧，他试图劝说彭德怀离开，但未能成功。无奈之下，王震故意激将道："彭总，您是不是对我的指挥能力有所怀疑？"

彭德怀这位久经沙场的将领，一眼就看穿了部下的用意。他坚持留在前线，直到壶梯山战役胜利结束才动身返回。在归途中，彭德怀进行了深刻反思：王震是出于对我的关心才这样做，我却不理解他的好意，反而经常责备他，这确实是我的不对。作为上级，我应该更体谅下属的良苦用心。

彭德怀于1947年开始主抓西北战场的军事指挥工作，但在1950年就因朝鲜战争调离了该岗位。尽管他在西北地区任职仅三年，却给王震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段短暂的共事经历，让王震对彭德怀的军事才能和领导风格有了深刻的认知。

1959年，彭德怀因为一封信陷入了困境。当时，原第一野战军的许多干部，包括贺龙在内，都认为彭德怀的说法有些言过其实。

在小组讨论中，王震主动发言表示，由于他在解放战争期间与彭德怀共事较久，因此有资格发表看法。他认为，彭德怀在西北地区的工作中始终遵循中央的指示，没有出现任何原则性错误，对全国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彭德怀的表现更是彰显了其作为民族英雄的地位。

在那个时代，能说出这样一番坦率的话，确实不容易。当时的社会环境复杂，大多数人选择明哲保身，敢讲真话的人少之又少。而这段话却直指问题核心，毫不避讳，展现出了难得的勇气和担当。即便面对可能的风险，说话者依然坚持表达真实想法，这种态度在当时的氛围中显得尤为珍贵。这不仅体现了个人品格的高尚，也从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特点——敢于直言的人往往需要承担更大的压力。

如果支持彭老总可能掺杂了个人情感，那么王震为谭震林说话则纯粹出于公心。两人在革命时期几乎没有共事过。

在红军时代，王震的主要活动区域是湘赣苏区，随后他跟随红二方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与此同时，谭震林主要在福建一带参与战斗，之后他留在苏区，经历了长达三年的艰苦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期间，王震指挥八路军120师，主要任务是守卫陕甘宁边区，而谭震林则在新四军活动，主要负责江南和华中地区的战斗。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王震的战场转移到了大西北，谭震林则继续在华东地区作战。两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机会见面，但这次接触并不愉快。

1955年，王震患了一场重病，手术中切除了近三分之一的胃部，经过近一年的休养才逐渐康复。身体刚恢复不久，中央就任命他为农垦部部长，具体职责还需等待进一步指示。当时，谭震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工作，王震的职务直接由他领导。

谭震林考虑到王震刚康复，不宜过度劳累。出于对他健康的关心，谭震林安排了一些轻松简单的任务给王震。然而，这种安排却让王震感到不满。

王震一向注重实际行动，即使健康状况不佳，他依然坚持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他认为，那些琐碎的事务是对时间和精力的浪费。

谭震林起初并不了解王震的为人，而王震也没能明白谭震林的良苦用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到了1964年，谭震林干脆给王震安排了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位，不再让他参与实际工作。这一举动无疑进一步恶化了两人之间的关系。

1967年怀仁堂风波后，谭震林的处境变得艰难，不少人开始对他进行批评。有人试图拉拢王震，希望他能发表言论，进一步扩大影响。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王震被逼上台后，只简短地说了七个字：“谭震林不是叛徒。”

这番言论显然与会议氛围格格不入，立即引发一片骚动。面对众人的质疑，王震不得不再次发声，语气依旧坚定：毛主席明确指示，老同志不能被全部否定，你们这是在质疑主席的决策吗？

看到王震沉默，大家虽不再追问，但心中难免不快。很快，一些心怀不轨的人开始针对王震，使他陷入困境。好在毛主席及时介入，确保了王震的安全，使他免受重大打击。

谭震林听说王震在会议中的举动后，心里既觉得过意不去，又充满感激。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关系日益亲密，最终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王震最初的名字是王正林，后来在革命时期，一位游击队的政工干部建议他改名。干部说“王震”这个名字既响亮又容易记住，张贴布告时能引起轰动，还能震慑地主的民团。于是，王正林便改名为王震。有趣的是，他的原名和谭老板的名字非常相似，或许正是这种特别的巧合，让两人从最初的矛盾逐渐走向了和解。

王震将军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边疆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当时新疆地区尚未开发，他率领建设兵团深入当地进行垦荒和农业种植，成功建立了一系列新兴城镇。为了确保建设兵团能够长期驻守新疆，他多次返回内地，积极动员青年前往新疆参与建设。

新疆建设兵团刚成立时，连同家属和后勤人员总共才10万出头。在王震将军的持续推动和动员下，这个数字到1966年飙升至148万。人口增长对维护地区稳定至关重要，王震将军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特定历史阶段，社会秩序出现动荡，1975年3月，中央政府决定取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编制。王震对此深感惋惜。1981年，他前往新疆考察，目睹大量土地荒芜。返回后，他多次向中央提出建议，最终在邓小平的同意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得以重建。

回顾历史发展，王震将军的决策显得尤为关键且富有远见。他的战略眼光不仅准确把握了当时的局势，还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举措充分体现了他的智慧和预见性，令人由衷赞叹。王震将军的深谋远虑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贡献和影响力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