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沙历史上的今天。
作者：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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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苏联农民闻风丧胆的余粮收集政策，究竟是什么？1921年3月21日：苏联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实物税的形式代替先前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余粮收集政策。
集权社会的文化洗脑出现任何领域，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词汇。
稍微懂俄语的人都会知道，俄语中压根没有什么“余粮收集政策”。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развёрстка按照字面翻译成中文，应该是“粮食摊派政策”或者“摊派性征粮制度”，从没有提到什么“余粮”“收集”这种温和词语。
什么叫作余粮？
就是农民家庭，除了口粮以外的粮食。
对于中国人来说，从古至今的征税都是针对余粮。
历朝历代即便横征暴敛，也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能剥夺中国农民家庭口粮。
为啥？
如果农民连口粮都没有，就无法生存，必然会饿死或者放弃土地流浪要饭，甚至直接武装造反。
对于中国统治者来说，农民和土地是国家的重要资源。如果你将农民饿死了，等于是卸磨杀驴，会大大降低政府的税收，得不偿失。
为什么明朝末年天下大乱，明军剿灭农民军时几乎百战百胜，最终还是被攻破了北京城？
就是北方出现了大面积饥荒，明朝政府无力救灾，甚至为了打仗强行征税。老百姓连基本的口粮也没有，眼见横竖是饿死，干脆直接武装造反。
所以，农民军越杀越多。李自成多次被明军杀成光杆司令，随后总能迅速聚拢数十万甚至百万大军，东山再起。
这百万大军都是无法生存的饥民，这就是官逼民反。
对于中国人来说，征税是针对除了口粮以外的粮食，是不假思索的事实。
遗憾的是，苏联当时的政策绝对不是什么“余粮收集政策”，而就是“粮食摊派政策”，根本不是收集除了口粮以外的粮食。
“粮食摊派政策”是苏联内战时期的一种经济政策，也就是红色政权通过暴力手段征集农民的粮食，然后进行第二次分配，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一部分。
“粮食摊派政策”有着三个特点：
第一， 采用摊派性征收农民生产的粮食，并不存在一定要留下农民口粮；
1919年1月11日，苏俄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产粮省份中摊派应归国家支配的粮食和饲料》的法令，这就是“粮食摊派政策”法令。该法令明确指出：要规定在产粮省份的农民中摊派其应上交给国家的最低限粮食。征收的办法是，首先由粮食人民委员部根据国家需求制定征收年度的征收总额，然后再通过地方各级粮食机关逐级摊派给各产粮省、县、乡、村，直至每个农户承担，按固定价格强制向农民征购。
这种粮食征收政策是摊派性质，规定了当地需要交纳粮食的数量。
这个数量不考虑被征收农民的死活，而是要填补红色政权的巨大粮食缺口，尤其是军队和核心城市的粮食。
很多农村地区被摊派了数量极高的粮食，导致农民必须将大部分口粮交纳出来，根本无法生存。
为落实法令，苏俄政府派出了很多携带武器的征粮队，用军事办法征集粮食和农产品。
征粮队常常将农民们的种子粮和最基本的口粮也征集了上来，还将为数相当多的中农甚至贫农当作富农镇压或惩处了，仅仅因为他们私藏了部分口粮。这引发了农民阶层与苏维埃政权的离心离德，农民大规模暴动此起彼伏，红军疲于应付。
1920年底的一次红色政权组织的农民代表会议上，喀山省农民代表直接说：“余粮收得太多。请给我们定个标准，要不我们会把春播的种子都吃完。”
彼得格勒省农民代表说：“我们那里发生过把手枪对着人家太阳穴这样的强制行为。人们很气愤。”吉尔吉斯的农民代表说：“粮食被收集得像扫帚扫过一样干净，一点也没剩。”
我们看看小说《日瓦戈医生》中的一段记载：女主角拉拉说道“咱们刚并入苏维埃俄国，马上便被它的崩溃所吞没。他们用西伯利亚和远东来堵它的粮食窟窿。可你什么都不知道，你生病的时候发生了很多变化！把我们仓库里储存的粮食，运往莫斯科。对莫斯科来说简直是沧海一粟，这批粮食在莫斯科消失，就像倒进无底的洞里，可我们便没有粮食了。邮政不通，客车停止运行，只剩下运粮食的货车了。城里又像盖伊达暴动前夕那样怨声载道，肃反委员会又像对待任何不满表现那样猖獗肆虐。”
这绝对不是什么征收农民除了口粮以外的剩余粮食，而是直接将粮食全部弄走。
农民为了活命，往往违抗政策，偷偷留下部分粮食。
小说中这么说：“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出了件凶杀案。一个孤单的寡妇在靠近布依斯科耶村的树林子里被人杀死了。她一个人住在树林子里。她爱穿带松紧带的男人皮鞋。她家门口锁着一条凶狗，锁链够得着房子的周围。那条狗叫‘大嗓门’。家里地里的活都是她一个人干，用不着帮手。好了，谁也没想到冬天突然到了。很早下了雪。寡妇还没刨土豆呢。她上韦列坚尼基镇找人帮忙。‘帮帮忙吧。’她说，分一份土豆也行，付钱也行。’
“我自告奋勇帮她刨土豆。我到她那儿的时候，哈尔拉姆已经在那儿了。他在我之前就非要上那儿去不可。她没告诉我。可是，也不能为这事儿打架呀。于是就两人一块儿干活。在最坏的天气里刨土豆。又是雨又是雪，一片烂泥。刨呀，刨呀，点燃了土豆秧，用热烟烤干土豆。嗯，刨完土豆她同我们公平地算了账。她打发哈尔拉姆回去，可对我使了个眼色，说还有事儿找我，让我以后再来，要不就留下不走。
“过几天我又上她那儿去了。‘我不想，’她说，‘让多余的土豆被人没收，被国家征收去。你是好小伙子，我知道你不会出卖我。你瞧，我什么都不瞒你。我本来可以自己挖个坑，把土豆藏起来，可你瞧外面什么天气。我明白过来已经晚了，冬天到了。一个人干不了。给我挖个坑，我不会亏待你。咱们烤干了，倒进去。’“我给她挖了个坑，为了藏得严实，挖得下边宽，出口窄，像个瓦罐。坑也用烟熏干、熏热。那天正刮着暴风雪。把土豆藏好，盖上土，该做的都做了。一点痕迹都没有。我当然没对任何人说起挖坑的事，对妈妈和妹妹们都没说。决不能干那种事呀！
这种私藏粮食的情况很普遍，毕竟农民也要活命。
强行征收粮食不顾农民的死活，导致红色政权控制区出现大面积的饥荒：1920年代初的苏俄饥荒发生了人吃人的悲剧。全俄第九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来自发生大饥荒的萨马拉地区的农民代表布尔马特诺夫在自己的大会发言中指出，当地因为饥荒而发生了人吃人事件。
会议休息期间，列宁找来萨马拉省负责该省赈济饥民委员会工作的领导人安东诺夫询问“你们省的农民代表布尔马特诺夫讲得很好，但是，安东诺夫同志，他说他们那里发生了人吃人的事情。”安东诺夫回答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志，情况不仅仅是这样，人吃尸体的情况不仅仅只发生在那里。”“人吃尸体？！”列宁惊诧地发问道，又立刻愤怒地指出“武装干涉者要为此受到惩处！”自然，他没有提到武装粮食征集队。
大饥荒究竟造成了多少人死亡，迄今尚无定论。1986年出版的《苏联农民史》称大饥荒共造成了100万人死亡。苏联学者达尼洛夫则在《集体化前夕的苏联农民》一文中称，此次饥荒的死难者“有520万人”。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研究员季马·费奥多罗维奇在2008年撰文指出，因为饥饿和疾病死去了500多万人。
第二， 对于拒绝该政策的农民，采用暴力手段对待，往往是就地枪决；
《日瓦戈医生》中说得很清楚：街上开始黑了。天亮前还来得及做很多的事。看挂在街上的法令也是很要紧的事。那时，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由于无知而违犯某项行政命令可能会送掉性命。于是他没打开房门，也没放下把肩膀压得酸痛的背包，便下了楼，走到墙跟前，墙上各式各样的印刷品贴了一大片。一张布告通知道，本市粮食储备充裕，只是被资产者藏匿起来，目的在于破坏分配制度，在粮食问题上制造混乱。通知用这样一句话结尾，囤积粮食者一旦被发现就地枪决。
这可不是吓唬人的，而是真的就地枪毙。
面对这些暴力镇压，民族性本来就强悍的苏联各民族农民开始造反：为从农民手中强行收缴粮食，苏俄政府组织了一支支“武装征粮队”，对于抵抗的农民直接枪毙。
眼见横竖是死，大量农民游击队出现了，开始反击这些官方的武装征粮队，有时候将征粮队打得溃逃，甚或全歼征粮队。
1920年底至1921年春，乌克兰、俄罗斯东南部、中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先后都爆发了农民暴动，高潮在1921年2、3月，西伯利亚伊施姆一县参加暴动的农民就达6万多人，参加坦波夫省农民暴动的有5万多人。
坦波夫省有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粮食一度销售到全俄与欧洲，十月革命前是俄国最富饶的省份之一。1917年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该地一直对余粮征集制消极抵制，并演变为公开的农民武装暴动。而随着苏俄政府对坦波夫省暴动农民的镇压，该省的经济也滑落到整个国家的倒数第二位，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居民，沦落到养不活自己的境地。
苏俄政府只得将肃反小分队及红军部队开到坦波夫省境内。农民暴动愈演愈烈，至1920年已席卷坦波夫全省。当年夏天，若干支零散的农民游击队逐渐组建成三个统一指挥的游击集团军，宣告成立坦波夫游击区民主共和国，仿效苏联组建了内卫部队、警察局、检察院等机构。1920年末至1921年初，暴动者的人数达30多个团。1921年1月底，苏联政府对坦波夫省的暴动农民武装实施一次大规模的战役，却未获成功。不少农民和工人出身的红军士兵加入了暴动农民的队伍，暴动蔓延到相邻的沃罗涅日省和萨拉托夫省。
面对这些农民的造反，红军进行多年的暴力镇压，使用了包括毒气弹在内的各种武器。1921年8月22日，一个驻坦省的炮兵旅就消耗了82枚毒气弹。
除了农民以外，红军战士尤其是主要是农民的哥萨克士兵也开始造反：农民暴动期间，1921年2月28日爆发了喀琅施塔得军人暴动。2.6万名暴动水兵大多数来自农村，曾经在十月革命期间首先向冬宫开炮，此时却因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集权和“余粮征集制”再度起义。
对这些情况，熟悉农村的苏联干部都是毫不惊讶的：农民给各级苏维埃政权和粮食机关写了大量的申诉信和请求书，有的还直接写信给列宁。仅在1920年9月至12月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收到400份这样的信。要知道，写这种信在当时是很危险的，很可能会被认定为敌对分子而遭到逮捕甚至处决。其中有一封由《贫农报》转给列宁的信，信中提到“苏维埃政权比沙皇政权还坏”。
1920年9月12日，奥洛涅茨省的一个地方的农民联合起来，派代表到莫斯科与中央政府进行谈判，在递交的委托书中这样写着：“与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强盗的战争已经持续三年了，这就需要国家作出越来越多的牺牲。作出极大的努力并忍受极度的困苦，而这一切都给我们带来新的沉重负担：一会儿动员马匹，一会儿动员耕牛，各种各样的劳役，征收余粮……尽管我们十分愿意帮助国家，而国家向我们提出要求却是无法完成的。”
坦波夫省叶拉托姆县的红军士兵在给中央的信中，对一些人征收余粮时滥用职权提出了控诉：“农民的情绪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如果在我们县不很快根绝这类现象，那就必然爆发暴动，这将不是富农的暴动，而是对正义的胜利丧失了任何希望的劳动居民的暴动。”
第三， 取消自由市场，不允许农民私下买卖粮食。
为了避免农民私下保留粮食，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不允许粮食买卖。
这样一来，农民即便留下部分粮食也无法购买生活物品，为了保住性命自然会减少留下粮食的数量。
自然，法不责众，私下的粮食交易还是有的，只是参与者就很危险。
小说《日瓦戈医生》有这么一段描述：车站拐角后面，附近村子里的农妇激动得仿佛等待算命似的，一个接一个彼此遮挡着躲在那里，带来的有黄瓜、奶酪渣、煮熟的牛肉和黑麦纳渣饼，为了防寒，都用缝好的棉套使这些东西保持住热气和香味。妇女们和姑娘们把头巾扎到短皮袄下面，被一些水兵开的玩笑弄得脸像罂粟花一样涨得通红，同时又非常害怕，因为各种反投机倒把和禁止自由买卖的行动队大部分都是由水兵组成的。
农妇们不知所措的情绪没有持续多久。列车停稳以后，其余的乘客接踵而来。人群开始混杂，生意马上兴旺起来。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围着这些做生意的女人转圈子走着，把那条大毛巾搭在肩上，装作要在车站旁边用雪擦擦脸的样子。人堆里已经有人好几次朝她喊着“喂，喂，那位城里来的太太，想用毛巾换点儿什么？”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并没停下来，和丈夫一起继续朝前走。
在卖东西的行列最末尾的地方，站着一个女人，围着黑底红花纹的头巾。她发现了那条绣花的毛巾，锐利的眼睛立刻一亮。她看了看两侧，确认不会有什么危险，然后就快步走到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紧跟前，把盖住自己要卖的东西的布掀开，飞快地喷着热气悄声说：
“看看这是什么。大概没见过吧？不流口水吗？好啦，别划算太久，不然会被没收的。用毛巾换这半只咸兔子吧。”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没听清楚她最后这句话，心里想着她好像说的是一条什么毛巾，于是又追问了一句。
这女人说的就是她手里拿着的那半只从中间劈开、从头到尾整个用油煎过的兔子。她重又说：“用毛巾换这半只兔子。你还瞧什么？兴许以为是狗肉吧。我男人是打猎的。这是兔子，是兔子呀。”
交换成功了。双方都认为自己占了便宜，对方吃了亏。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感到很羞愧，觉得是不诚实地愚弄了这个可怜的农妇。那女人对这笔交易很满意，于是急忙离开这块是非之地，招呼一个也做完生意的女邻居，踏上雪地上踩出来的向远处延伸的一条小路，一同回家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人群里起了骚动。一个老太婆不知在什么地方喊叫：
“往哪儿走，骑兵老爷，给钱哪？什么时候给过我，你这没良心的？喂，你这个贪得无厌的东西，人家喊他，可他只管走，连头也不回。站住，我说你站住，同志先生！哨兵！有强盗！抢东西啦！就是他，就是他。把他抓住！”
“怎么回事？”
“就是那个没胡子的，一边走还一边笑呢。”
“是那个胳膊肘破了的？”
“不错，就是。哎呀，老爷子们，抢东西啦！”
“是那个袖口打了补丁的？”
“不错，就是。哎呀，老爷子们，抢东西啦！”
“出了什么怪事？”
“那家伙要买老太太的馅饼和牛奶，吃饱喝足了，拔腿就走。她不是在那儿哭嘛，真坑人。”
“不能白白放过他。应该抓起来。”
“别忙着去抓。没看见他身上缠满了子弹带。他不抓你就算便宜了。”
“粮食摊派政策”几乎摧毁了苏联控制区的农业，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满，转而成为红色政权的敌人。
对于农民来说，即便是腐朽的沙皇俄国时代，最低程度辛苦劳作一年还能保证家里的口粮。
即便现在是内战时期，红色政权需要粮食，也不能将农民大部分口粮也强行摊派性征收走啊？
那么，农民辛辛苦苦种地又有什么意义？
于是，很多农民开始放弃种地，至少是减少耕种面积，反正这些粮食也会被红军强行征收。
最终结果就是上面提到的，红色政权控制区出现全面饥荒：农业急剧萎缩，1920年的谷物总产量比战争前减少了一半，棉花产量仅为战前的6％。1918年春已发端的粮食危机开始放大，最终在1921年酿成一场波及苏联17个省份的大饥荒。
写到这里，大家理解为什么苏联革命主要依靠工人，而不是农民了吧？
因为“粮食摊派政策”，大部分苏联农民对于红色政权是敌视至少也是不满的，只有工人才会无条件支持苏共。
“粮食摊派政策”在1921年下半年逐步取消，代替它的是新经济政策：1921年二三月，内战已经彻底停止，列宁先后接见了大批来访的工人、农民和士兵。农民代表一致要求取消余粮收集制，说明了粮食、种子、牲畜、原料几乎被“洗劫一空”的艰难困苦。
对此，列宁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在一个小农国家中直接用无产阶级的法令，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行不通，必须另辟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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