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红脖子”白人，被认定为退化人种，68万人被强制绝育

19世纪快结束的时候，美国那边正忙着搞工业化和城市化，可南方的农村还是老样子，地里到处都是忙活着的农民。就在这时，有个叫优生学的新想法从英国飘到了美国。这个优生学啊，是弗朗西斯·高尔顿琢磨出来的，他觉得能靠控制生孩子来“改良”人的基因。

优生学的重点就是，它觉得贫穷、生病，还有不够聪明，这些都是因为基因不好，得想办法别让这些“不行”的基因再传下去。到了美国，这个想法被吹得很大，还加上了社会达尔文主义里“强的活，弱的死”那一套，结果很多有权有势的人都特别信这个。

优生学的理念不久就从学者圈子传到了政策制定者的耳朵里。到了1890年代，美国不少地方开始琢磨着立法，要对那些被认为“生孩子不合适”的人动手脚，强制他们绝育。1907年，印第安纳州打头阵，通过了全国头一个绝育法律，之后其他州也都跟着这么干了。这些法律不只是针对疯子或者重度残疾人，就连那些被人随便说成“脑子笨”或者“品行不端”的人，也都可能被盯上。

社会工作者、大夫和审判员变成了优生计划的实际操作者，他们有了决定权，能拍板谁可以生孩子。到了1910年那会儿，纽约开的学术会上，学者们拿出一堆说是关于“低劣家庭”的研究报告。这些报告大多带着偏见，数据也乱糟糟的，但大家都把它们当成了正经学问。

“穷白脖”是这场活动里头受害挺狠的一拨人。这个说法指的就是美国南边那些没钱的白人老农民，特别是佐治亚、阿拉巴马、北卡罗莱纳这几个地方特别多。他们祖祖辈辈都种地，住在那种破破烂烂的木头房子里，房顶一到下雨天就跟筛子似的漏水，屋里头也没啥东西，就摆着几把坐上去直晃悠的椅子和一张坑坑洼洼的木头桌子。

他们的日子全是烈日晒着和泥土伴着，小孩们常常光着脚丫子在田地里撒欢，上学对他们来说是个稀罕事儿。到了19世纪90年代，亚特兰大那边的报纸上，有记者瞧不起这些农民，说他们“又脏又没文化”，给白人丢脸了。

在白人群体里头，贫富差距特别大。城里的那些中产人士还有南方的庄园主，都瞧不起那些被称作“红脖子”的人，说他们就是“白人里的底层”。他们觉得这些人穷，不是因为社会不公平，而是因为他们自己道德有问题，基因也不行。时间回到1900年左右，弗吉尼亚州有个社会调查，讲了一个很常见的家庭：爸妈带着六个娃，挤在一间破棚子里，连自来水都没有。老爸有时候还爱喝酒，老妈身体也不好。

报告汇总说，有些家庭孩子生得太多，对社会稳定不利，得控制他们继续生。这种调查在全国传开，优生学专家在会上说，“红脖子”家庭的后代会给国家添乱，得进行“优化”。这些话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就连慈善组织也参与进来，他们建议通过绝育手段解决贫困问题。

1927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巴克对抗贝尔”的案子，这事儿给优生学运动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弗吉尼亚州，有个年轻姑娘被说成是“脑子不太灵光”，然后就被硬逼着做了绝育手术。她心里不服，就把这事儿闹到了最高法院。结果你猜怎么着？最高法院里8个人站政府那边，就1个唱反调，说给这姑娘绝育是为了“大家好”。

判决书被印成书本，发到了各个州，成了制定绝育法律的一个标准。这次判决不光只是处理了一个案子，它还给像“红脖子”这类群体带来了系统性的伤害。到了1930年，超过30个州都通过了差不多的法律，优生学运动越演越烈，好几万人的人生就这样被无声无息地改变了。

从1938年到1968年，美国南方那些被称作“红脖子”的白人，被当成了强制绝育的主要对象。这场行动表面上打着“公共健康”的旗号，但实际上，它就是针对穷人的种族歧视手段。州政府让那些医院、福利院还有精神病医院，去给那些他们认为“脑子不够用”或者“不该生孩子”的人做手术。他们定的规矩含糊得很，家里穷、没结婚就怀孕，甚至家里卫生差点，都能成为给你动手术的理由。

北卡罗来纳州的记录说，1939年，有个21岁的小伙子，就因为“住的地方太差劲”被列进了要做绝育手术的名单里。社工去他家里看了看，满地是泥，家具也破破烂烂的，然后他们在报告上写了：“这环境，养孩子可不行。”没过几天，这小伙子就被带到了县医院，手术很快就给做了。

绝育手术经常在一些条件不太好的医疗地方做。到了1940年代，在佐治亚州某个小镇的医院，那个做手术的屋子，里面放的都是有点锈的手术工具，墙皮也掉了一块块的，整个屋里都是消毒水那股子冲鼻子的味儿。手术做得挺快也挺无情，大夫不到半小时就能搞定一个人，然后护士就赶紧收拾家伙，准备给下一个人做。

好多人在做手术前都根本不知情，以为只是普通的检查呢。弗吉尼亚州有份医疗记录说了这么一件事，有个19岁的女孩，在签字的时候根本不认识字，护士就让她在纸上打了个叉，然后就直接把她推进了手术室。手术完了之后，她被送回病房，肚子上包着纱布，医生护士啥也没说，也没给个解释。

政府的做法相当强硬。在这个过程中，福利单位起到了关键作用，社工们走街串巷，收集各家各户的资料。到了1945年，在阿拉巴马州的某个小村子，有位单亲妈妈被政府官员告知，如果不接受他们的“审查”，每个月那十几块钱的救助款就没了。无奈之下，她只好答应让16岁的女儿去医院。

全国各地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穷人家里根本没有办法反抗。北卡罗来纳州那边有记录，说是在1947年，有个村子的人想偷偷藏起一个上了黑名单的小伙子，结果警察挨家挨户地搜，最后还是把他给抓走了。村里那点儿微弱的反抗，在政府面前根本就不值一提。

医生和当官的只把受害者当成冷冰冰的数字，不是看作有血有肉的人。到了1940年代，弗吉尼亚州有个优生学委员会的家伙，在报告里头说，他们每周都批好几十个绝育的例子，“简直就像对待牲口一样”。医院里头，档案堆得老高，每一份文件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惨痛故事。

1939年那会儿，弗吉尼亚州居然有超过2000人被强制做了绝育手术，这里面有八成都是乡下的白人。这些人里，“红脖子”占了大多数，因为他们穷，就被说成是“退化”了，然后就被夺走了最该享有的权利。

这场活动拖了三十年，总共有6.8万人吃了亏。根据北卡罗来纳州那边的数据，受害的大多是女性，不过男性也有不少。很多人都是做了手术好几年后，才知道事情的真相。有的是听邻居聊天时提到的，有的是自己翻医疗记录翻出来的。

1948年，在佐治亚州，有个30岁的哥们儿去医院复查，大夫聊着聊着，突然提到他多年前被做了绝育手术。他一听，当时就愣在了诊室门口，手里的帽子都掉了，半天没缓过神来。这些受害者的苦，压根儿没人管，社会对他们的事儿基本不闻不问。报纸上整天都是吹嘘优生学有多“进步”的报道，哪有人关心他们的遭遇。

有个受害人做了手术后，就坐在自个儿家门口，手里头拿着一根干树枝，眼睛直勾勾地发呆。这事儿被报道出去后，老百姓都气坏了，一群抗议的人跑到州议会大楼前面，举着牌子走来走去，牌子上头写着“别再拆散我们的家庭了”。连学者们都站出来说话，说那些优生学的研究大都是瞎扯，“退化基因”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1968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次听证会上，有个受害者的老妈，手里拿着发黄的医疗单子，大声指责政府的残忍行为。这一举动，让在场的官员们不得不低下头，去仔细查看那些文件。

1974年的时候，法律上不再允许强制绝育了，到了1977年，这种做法就完全停了。北卡罗来纳州那边，最后一回做这种手术的记录看着真吓人，手术室里的东西都破得不成样子，墙角丢的全是没用的医疗器械。算来算去，受害的人总共有6.8万，这里面大概3000人在2000年左右还活着。

赔偿的事情拖了很久才搞定。到了2013年，北卡罗来纳州终于搞了个赔偿法案，说每个受害者能拿到5万美元，但想拿这笔钱可不容易，得走一堆复杂的流程，还得交上一大堆证明材料。转眼到了2015年，在州政府大楼的会议室，受害者家属们排起了长队，手里都拿着那些泛黄的身份证明，就等着交申请呢。

结果，就那么几个人得到了赔偿，大多数人因为档案找不到或者年纪太大，啥也没捞着。那些受害者的家里人，对医院是一点信任都没有了。在佐治亚州的某些村子，村民们宁可跑老远到隔壁县去看病，也不愿意去县里的医院。

到了1970年代以后，“红脖子”这个词的含义开始有了新变化。1976年，吉米·卡特当上了美国总统，他自称是个南方农民，在竞选演讲时，背后是一片金灿灿的玉米田。就这么一弄，“红脖子”这个词，以前可能是让人丢脸的标签，现在就变成了代表坚韧不拔的符号了。

乡村音乐也在这股变化中推波助澜，艺人们在舞台上大声讲述着劳动者的点点滴滴，台下的观众则举着啤酒瓶，一块儿跟着大声唱。不过，强制绝育的事情，虽然时间过去，但它的影响一直都在。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往事还是让人心里不好受。在阿拉巴马州某个不起眼的小镇，有位84岁的老奶奶坐在自家木屋前的走廊上，手里拿着一本已经翻黄的日记，给一个年轻的历史学者细说过去的事儿。夕阳把她的脸庞照得金灿灿的，周围是一片宁静的农田，没有半点声响。

68000人的人生轨迹被优生学的残忍机制彻底改变，他们所经历的苦难给后人敲响了警钟，告诉我们科学之名是如何被歪曲成施行压迫的手段。虽然那场大灾难已经过去，但它造成的伤痕仍在南方的大地上默默诉说着过往，期盼着更多人能够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