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我国特定制度下的产物：户口属于农民，但大多时间不从事农业工作。

关于农民工，有人在本乡镇找了份工作，有人去了省内其他乡镇上班，也有人离开本省去了长三角、珠三角或京津地区工作。

这三种不同的就业去向，在过去 12 年间发生了微妙却深刻的变化，折射出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变迁。

从 2013 年到 2025 年，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占比出现了明显下滑。2013 年时，跨省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的比例为 28.8%，规模达到 0.77 亿人；到 2025 年，这一比例降至 22.5%，规模为 0.68 亿人，12 年间占比足足下降了 6.3 个百分点，绝对规模也减少了约 900 万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选择在省内出乡镇就业的农民工占比持续攀升。2013 年该比例为 33.0%，对应 0.89 亿人；2017 年微升至 33.2%，2021 年达到 34.3%，2025 年更是跃升至 37.3%，规模扩大到 1.12 亿人，12 年间占比提升了 4.3 个百分点，人数增加了 0.23 亿。

留在本乡镇就业的农民工，始终是占比最高的群体，且整体呈上升趋势。2013 年本乡镇农民工占比 38.2%，规模 1.03 亿人；2017 年升至 40.0%，2021 年达到 41.3%，2025 年虽微降至 40.2%，但规模仍保持在 1.21 亿人，较 2013 年增加了 0.18 亿人，始终是农民工就业的重要选择。

这种变化背后，是区域经济发展均衡化的直观体现。过去几十年，沿海地区凭借区位优势和政策红利，吸引了大量中西部农民工跨省就业，形成了庞大的劳务输出输入格局。

随着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尤其是县域经济、产业转移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内陆布局，为当地农民工提供了就近就业的机会。

农民工不再需要背井离乡，就能在省内甚至本乡镇找到合适的工作，既能获得稳定收入，又能兼顾家庭照料，这种 “家门口就业” 的模式吸引力日益凸显。

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也为农民工在本乡镇就业创造了更多可能。现代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吸纳了大量原本外出的农民工回流就业。

从数据来看，2013 年到 2021 年，本乡镇农民工占比持续上升，正是乡村产业活力释放的直接证明，即便 2025 年略有回落，也依然维持在四成以上的高位。

跨省农民工比例的下降，并非意味着农民工就业机会减少，而是就业选择更加多元、就业半径更加合理的体现。过去 “孔雀东南飞” 的单向流动格局，正逐渐被 “多点开花” 的区域就业格局取代。

这种变化也带来了诸多积极影响：一方面缓解了沿海地区的人口承载压力，减少了春运等时段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成本；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了区域发展差距。

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就近就业意味着更低的生活成本、更紧密的家庭联系，能有效缓解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提升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

当然，跨省流动依然是部分农民工的选择，尤其是在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沿海地区仍具备更强的产业集聚效应和就业吸引力，22.5% 的占比也说明跨省就业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12 年的时间跨度里，农民工就业去向的变化，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的生动缩影，也见证着农民工群体在时代变迁中，不断寻找更适合自己的生活与工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