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霞育儿网王崇古进士出身却成了“镇边”名将，既能南方抗倭又促成隆庆和议
三国时期的武将首推关羽，因为二爷除了忠义无双之外，人家还能水路两栖。在明朝的时候也有这么一个人，人家在海边可以像戚继光一样痛打倭寇，骑上马到了北边的草原之后，也能干好李成梁抵御弯刀铁马的活。这个人叫王崇古。从扫荡倭寇到镇守陕西，从隆庆和议到俺达封贡，一代名将王崇谷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
终明一世，明帝国与蒙古的对峙关系始终存在，应该说各个阶段的明朝皇帝都很重视北方边务，不过，除了洪武、永乐年间的北伐积极主动以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被动收缩、受制于人的状态，偶尔有帝王想效仿先烈、重振士气，也未成气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元亡之后，蒙古草原也一直处于部落纷争，或统一或者分裂割据的状态。嘉靖年间，俺答汗部渐成为漠南蒙古中势力最强的一支，成了当时明朝北方最有威胁的草原力量。
嘉靖中期，在曾铣等人的主导下，甚至重启“复套”战略，可惜在后来，这一战略计划毁于阁臣内斗，俺答汗部也不断趁机南下犯边，甚至在“庚戌之变”中被蒙古骑兵包围北京城达八天之久，给内地人民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破坏。
嘉靖、隆庆时期，针对俺答部的屡屡犯边，明朝北方边镇将官除了实施修筑边墙和练兵两项防边大计之外，也曾经多次挥兵出塞，采取“捣巢”“赶马”“烧荒”等策略，对蒙古诸部给予打击。所谓捣巢作战其实与蒙古鞑靼犯边一个道理，主要是进击袭扰对方，进而破坏和制造混乱，这时的明军出塞，多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以此来遏止蒙古鞑靼部可能发动的攻击和掠夺。
隆庆时期，曾任三边总督的戍边重臣王崇古就曾多次指挥对蒙古鞑靼部的捣巢作战。
王崇古，字学甫，蒲州（今山西省运城市永济西）人，明朝著名边疆大臣，其一生中业绩最多的是在边疆。史称“崇古身历七镇，勋著边陲”。“王崇古，字学甫，蒲州人。嘉靖二十年进士。除刑部主事。由郎中历知安庆、汝宁二府。迁常镇兵备副使，击倭夏港，追歼之靖江。从巡抚曹邦辅战浒墅。已，偕俞大猷追倭出海。累进陕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
王崇古
王崇古的功绩主要在明朝边防：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任常镇兵备副使，击倭寇于夏港；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升任右都御史，巡抚宁夏；隆庆元年（1567年），总督陕西四镇军务；隆庆四年（1570年），总督山西、宣大军务。
王崇古对明代边防有重要的贡献，《明史》评价其“身历七镇，勋著边陲”。王崇古少时便显示出慷慨英气，“少时评三晋人物，于裴晋公、文潞公、韩忠定、王恭襄心尝向往之。”
嘉靖二十年（1541年）时，王崇古中进士，先后在刑部、安庆、汝宁等部门和地方工作，因喜欢谈兵论战，后又调任常镇兵备副使，战斗在抗倭一线。期间，随俞大猷追倭出海，多次建功，显示了其军事才能。因功又升为陕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
在河套地区为吉囊之子吉能占据，明朝边将“总督陈其学无威略，总兵官郭江、黄演等皆败死，陕西巡抚戴才亦坐免”的情况下。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七月，朝廷提拔王崇古，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开始巡抚宁夏，成为明朝北边的封疆大吏。
隆庆元年（1567年）十月，王崇古兵部升任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军务。《明史》中曾记载王崇古在巡抚宁夏期间，多次取胜，确保宁夏安定的战线，称“崇古喜谭兵，具知诸边厄塞，身历行阵，修战守，纳降附，数出兵捣巢。寇屡残他镇，宁夏独完。”
王崇古
王崇古从隆庆元年（1567年）以来，就开始大规模整修工程，《明穆宗实录》中记载，隆庆三年（1569年）九月“以宁夏镇修边工完，赐总督御史王崇古、总兵官雷龙、兵备金事方岳、副总兵刘济等各银两有差”；十月“以延绥镇、靖堡、龙州城等处修边工完，赏总督王崇古、巡抚李尚智、总兵赵岢及管粮副使杨锦银两有差”；十一月““以延绥榆林石砍墩等处修边工成,赏总督王崇古、巡抚李尚智、总兵董一奎、参将徐仁等及先任总督霍冀、巡抚王遴、总兵赵奇各银币有差。”
期间，王崇古用军法督战，又指画地图，袭破敌营，数度建功，《明史》称“崇古在陕七年，先后获首功甚多。”
大明自“土木堡之变”以后，失去了对蒙古的“进取心”，基本上都是缩在窝里防守，很少有敢主动出击的。王崇古被调去镇守边关，是因为他在南方抗倭的所获得的战功，但王崇古到了边关之后，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也没有墨守成规，而是先去实地调研，然后和自己所知道的知识相互印证，然后慢慢形成了自己的工作思路。
王崇古经过认真勘察地形地貌，以及对敌我的军事分析，他认为被动防守只能会被动挨打，要想减少边防的损失，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出击。不过他心里的主动出击，并不是和蒙古铁骑硬碰硬，而是利用地形地貌等因素，因地制宜因时而动，简单来说就俩字“偷袭”。
蒙古铁骑习惯了来去如风，然后抢掠一番就走，所以对曾经只知道硬防死守的明军并不太提防，于是当他们活动到王崇古镇守的宁夏地区以后，经常会被大明的边军“偷袭”。虽然他们挨打之后能明白王崇古的战术思路，但却无法预测王崇古的实际行动，于是他们就成了被动挨打的一方。
史书中没有过多描述王崇古的战绩，但史书中有这么一句话：“寇屡残他镇，宁夏独完。”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因此，虽然王崇古没有什么“勒石燕然”的不世之功，但他却凭借在边镇中的“一枝独秀”，而被朝廷任命为陕西、延宁、甘肃等地总督。
王崇古升官之后，除了继续推行自己的成功经验之外，也开始从更高的角度看待边镇的防御工作。这一点其实相当难得，因为一般人有了成功的经验之后，往往会一直使用以往的经验去套在新的工作上，这就造成了不升官还干得不错，一升官反而干不好的官场常态。
王崇古不是一般人，他在当了三边总督之后，没有再把眼光只放在如何打胜仗上，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才能让边镇长治久安，良性发展。
王崇古通过深入研究发现，现在的蒙古各部其实也已经日落西山，他们南侵的原因，不是想谋夺大明的江山，而只是想混口饭吃，因为草原不像中原，一场白毛风可能就会导致牛羊死绝，而中原虽然说不上是地大物博，但米面的供应基本能达到一个平衡。
而且王崇古还发现，蒙古内部有一些中原叛逃过去的人，他们因为了解大明的内部情况，又对大明非常敌视，所以蒙古的南侵，他们的作用也非常重要，不过蒙古人对他们并不十分信任，且蒙古人内部也并不团结。
因此王崇古在了解完边情之后，就开始一手抓军事防御，一手通过各种方式搞分化瓦解。王崇古利用蒙古人内部的矛盾，让投奔他们的中原人当了“替罪羊”，又通过斡旋蒙古和大明互市，给蒙古人留了一条补充物资的口子，在双管齐下之下，蒙古和大明的常年冲突得到了极大地缓解。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之后，王崇古任职宁夏，与北部蒙古交锋，正史中关于王崇古的记载逐渐详细。
自抚宁之后起，王崇古的政绩主要集中于军事。他有报国之志，亦有报国之才能，在每一任职内，都有不俗的政绩，正如孙应鳌在《奉别鉴川王公序》中所评价：“为比部，即为名比部；为守，即为名郡守；兵江以南，则江南之名著；再饬兵陕以北，则北之名著。”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升河南右布政使王崇古为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巡抚宁夏。
王崇古在宁夏任职时政绩颇多。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王崇古《为审时度预图因革以备战守以维重镇事》。此奏议主要涉及调发兵丁留守河西，疏通水利，开拓荒田，补马，请发例银，任用土人。兵部认为王崇古所陈之策“均切西夏要务”。同年四月，蒙古侵袭清水营，王崇古派遣吴鼎出击，获胜。之后蒙古侵袭榆林，王崇古督兵救援，颇多俘获。王古在宁夏时显露其军事才能。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冬，蒙古入犯陕西右边，多地受重创，而夏境独得宴然。
陕西三边指延绥、宁夏、甘肃，原都属陕西，后蒙古入套，固原成为边冲要地，设固原镇，又称陕西镇，与其他三镇合称陕西四镇。王崇古指挥将士作战，多次获大捷。
隆庆三年（1569年）四月，鄂尔多斯部著力免台吉侵袭河东，王崇古指挥部将雷龙于兴武营处袭其营，斩敌颇多，获马匹等物。此次大捷后，王崇古升右都御史。隆庆三年（1569年）九月，蒙古右吉能犯边，王崇古命雷龙出花马池、长城关，于白城子处与吉能交战，大败之。
都御史庞尚鹏为纪念王崇古花马池捣巢取得大捷而专门作“记”一篇：“今总督鉴川王公受命以来，声震四服。期月之间，数提兵出塞，探虏穴而捣其虚，霆击风驰，若从天而下，一何壮哉！”
把汉那吉降明隆庆四年（1570年）正月，王崇古又改总督山西、宣府、大同军务。是年九月，漠南蒙古土默特万户把汉那吉因为和祖父俺答汗发生矛盾，转而率手下投奔明朝。把汉那吉进入明朝边境之后，王崇古是第一个向朝廷正式报告此事的。《兵部奏疏》对王崇古的报告是这样描述：“本年九月十七日，适有北虏酋首俺达嫡孙把汉那吉率其妻奴八人，‘自大同西路败胡堡投降。随该分守平虏卫参将刘廷玉呈解巡抚大同都御史方逢时，行委山西行都司掌印都司王应臣，会同大同府知府程鸣伊，译审明白，会同镇守大同总兵官马芳，咨呈到臣。”
据方逢时的《大隐楼集》记载，其接到报告后，也担心其中有诈：“虞其诈，译审至再，情款无异，遣中军官康论率锐骑五百受降”，并将把汉那吉暂时安置下来，并向王崇古进行了汇报，并根据情况提出了上、中、下三种应对之策，其中上策就包括利用把汉那吉交换板升汉人头目的计策。之所以利用把汉那吉交换板升汉人头目，是因为这些汉人头目在投降蒙古以后，为了自己的私利，经常挑唆蒙古贵族南下犯明，明政府虽然多次下令通缉，但收效甚微。
随后，宣大地方官员把打算用把汉那吉与板升汉人头目进行交换的方案上报给了朝廷。把汉那吉突然投明，对于紧张的明蒙关系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危机事件，考验着以明穆宗（1537年3月4日——1572年7月5日）为首，高拱、张居正等中央内阁官员，王崇古、方逢时等地方大员应急处置的能力。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时，明蒙之间曾发生过一次类似事件——“桃松寨事件”，彼时，俺答汗之子黄台吉的小妾桃松寨因有私通，惧怕黄台吉惩罚，于是投奔明朝，结果总督杨顺贪功，弄巧成拙，蒙古黄台吉部派兵杀掠大同堡近六个月，使明朝遭受了严重损失。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有了前车之鉴，这次的“把汉那吉”归降，同样是朝议纷纷，顾虑重重，均言敌情叵测，畏首畏尾的大臣们表现出了不愿意缓和与蒙古关系的意思。
朱载垕
廷议结果未定，明穆宗朱载垕就令兵部再议，兵部的答复认为这次把汉那吉是因一时冲动而来，后期情况未定，不好收降，而且俺答也驱兵来要人，就让王崇古仔细盘查，如果确认把汉那吉这次来降是真心的，就先给予赏赐，先稳定人心，其他的相机处置。
虽然朝中有不少人反对宣大地方官员拿出的处置方案，但是以高拱、张居正为首的内阁班子认为这是解决明蒙关系的大好时机，王崇古和方逢时的建议可行，经过高拱、张居正的推动，明穆宗朱载垕力排众议，下旨同意了王崇古的意见。封把汉那吉为指挥使，阿力哥为正千户，还各照品赐赏大红綺丝一袭，并要求王崇古等按原计划用心处置。
把汉那吉投明之后，引发了连锁反应，另一边蒙古俺答汗部也不断有小股蒙古人越境投降明朝，双方在边境小股冲突不断。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王崇古、方逢时等宣大地方官员两手准备，一方面加强边境警戒，防范俺答骑兵来犯，另一方面开始着手与俺答谈判用把汉那吉交换板升汉人头目的事宜。这时的俺答自然坐不住了，虽有进犯之意，但还是不敢大动干戈，生怕明军将把汉那吉杀掉。
但王崇古先后派出两批谈判使臣，均被盛怒的俺答杀掉。在这关键时刻，明军营中旗牌官鲍崇德自靠奋勇，前去谈判。起初俺答并不接受用板升汉人头目换取把汉那吉的提议，主张用牛羊来换回把汉那吉。鲍崇德对俺答说“中国富有四海，岂利尔牛羊财宝哉！”，并说如果俺答同意退兵，并交出以赵全为首的板升汉人头目的话，就会立刻放回把汉那吉。经过谈判，俺答接受这一交换条件，并又为其子黄台吉求官乞封，要求与明朝铁锅布帛互市。这时的明边境，方逢时镇守的大同东塘坡，黄台吉率领的蒙古骑兵正气势汹汹、兵临城下，面对城池防守薄弱的现实，方逢时效仿诸葛亮的空城计，派使臣拿着把汉那吉的一支箭去见黄台吉，成功游说了黄台吉退兵。
不过，在王崇古等待朝廷旨意的同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方逢时在大同智退黄台吉兵马后，结果黄台吉兵马在撤退中遇到了宣镇的驻防兵马，任其由拒门堡出边境。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姚继可为此弹劾方逢时，认为其畏敌观望不进，好在有内阁高拱、张居正等人力保，未予责罚。
方逢时
《明穆宗实录》中记载，明政府对王崇古、方逢时等人这次妥善处置边境危机的结果十分满意：“上嘉诸臣御虏之功，诏先赏崇古银三十两，舒丝二表裏，总兵赵苛，巡抚方逢时各二十两，一表裏，原任重兵胡镇、副总兵刘国各十五两，参将葛奈各十两。”
在具体人员互相交换过程中，俺答本想先让明政府将把汉那吉交回，然后俺答方面才交回板升汉人的头目，被明政府拒绝，坚持要求俺答先交回板升汉人的头目，最后迫使俺答同意这一交换流程。
隆庆四年（1570年）十一月五日，俺答调回入侵边内的骑兵，并将八十余名被虏的明朝人口送回，当月八日，又安排兵马引渡赵全等板升汉人头目到明朝边关。直到明政府接收这些板升汉人头目，后来将其明正典刑。
俺答
由于这期间王崇古等人还未接到明穆宗遣回把汉那吉的旨意，还不敢擅自与蒙古方面进行交换行动，而这时俺答派遣的使者已经在边隘等待明朝答复，每日催促。为了不让俺答人马焦虑，认为明朝政府不守信用，明朝边防将官也做出了积极努力，以国家大局为重，据《兵部奏疏》中记载，当时的副总兵“田世威恐各犯日久展转，会同云石堡守备苑宗儒各将亲丁送入虏营为质，先将赵全等押入云石堡。”原来，苑宗儒主动提出将自己十二岁的儿子和两个弟弟送到俺答那里作为人质，先让俺答汗交出赵全等四人。俺答对明将的这一举动十分感动，认为明朝政府果然讲求信用，此举终为把汉那吉事件的顺利解决发挥了关键作用。隆庆四年（1570年）十一月十六日，明穆宗的圣旨终于到达边境，虽然把汉那吉“恋恋不忍去”，十一月二十一日，明朝依然派员护送把汉那吉出境，将其顺利地送回到蒙古右翼土默特部。
隆庆和议告成把汉那吉事件后，蒙古俺答不失时机地向明朝提出了“贡市”要求。王崇古认为把汉那吉事件已实现和解，俺答此时的“贡市”要求合情合理，有利于维护所取得的成果，于是再次上疏朝廷，阐述与蒙古实现封贡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了八条建设性意见。
奏疏送达朝廷，一片哗然，因为嘉靖年间，明穆宗严令与蒙古有任何贡市关系，王崇古的奏疏明显是要废除禁令。“隆庆和议”达成的协议是双方停止战争，在边境的宁夏、甘肃、宣府、大同等镇通贡、互市。和议当时遭致御史叶梦熊等人的反对，认为敌情叵测，俺答等人不可信任。王崇古据理力争，提出若不通贡，俺答等部落会持续侵扰北部边防，崇古的提议得到了高拱与张居正的支持，终促成明蒙和议。好在最后明穆宗拍板确定此事，平息朝中争议。之后的几个月中，明朝与右翼各万户经过进一步磋商，达成了封贡和互市贸易协议，史称“俺答封贡”。
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十八日，明穆宗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五月，明蒙在大同得胜堡外举行了封贡仪式，隆庆和议告成，结束了明蒙之间二百多年的战争状态，开启了明朝与蒙古和平互市的局面。
与土蛮的通贡未达成，与昆都力的通贡在河北新开口堡一带，与吉能的通贡主要在陕西三边。
王崇古促成的“隆庆和议”为明廷与蒙古带来了多年的休战。焦所撰墓志铭中颂扬此事：“今塞无传烽，亭有卧鼓，享太平之福者二十年，故不知公决策之难也。”
隆庆和议之后，王崇古又被诏进太子太保之衔。不过，王崇古还没有放松警惕。虽然北方边警不再像之前严重，但是仅仅依靠明蒙双方的间一纸和议是难以确保这种安定的。唯有加强军事建设，发挥长城防线的军事防御作用，才能够真正确保大明江山安定，减轻蒙古对北京的压力。对此，王崇古在任期间，积极进行边防建设，改变嘉靖年间边备废驰的状况，为其后边境数十年的和平与稳定提供了有利保障。兵部在奏折中亦说明：“北虏三镇贡市事竣，粮饷无飞挽之繁，士马免锋销之苦，华夷欣戴中外。”
王崇古作为和议的发起者，功不可没。明神宗在赠王崇古谥诰中给予其高度评价：“博大有谋，沉善断，绵更外服，践历戎行，洎拥节旌，任惟锁钥，诸艰历试，百折不挠……生为人，国恤，古称不朽。”
仕途后期与致仕万历元年（1573年）九月，王崇古调入京城，负责督理军营。卸任总督之后，王崇古调回京城任职，虽然官职一直在升迁，但这一时期的功绩已不如前，因为官商一体的家世、与张居正交恶、和议的后续事情而屡遭弹劾。
历来有言“京官难做”。王崇古性格耿介，在边塞大有作为，回京之后却反而不能适应复杂的官场，正如墓志铭中所评价的：“公威系名王，而不能讨城狐之恩，信乎绝域，而不能结委蛇之知，则信乎任事者之难也。”
万历三年（1575年）九月，王崇古改刑部尚书。这一时期因傅应之事与张居正交恶。言官应执因“夺情”一事弹劾张居正，张居正定博应的罪名，而王崇古反对张居正此做法，认为不应治言官的罪。
在“夺情”事件中，反对张居正的官员均遭受处罚，王崇古虽未受到明显的惩处，但之后也屡次遭受弹劾。
虽然和议已促成，但在具体的通贡互市上，仍与蒙古有诸多纠纷。这一时期，保守派的官员便又因和议一事弹劾王崇古。
万历元年（1573年）十月，王崇古遭兵科给事中刘铉弹劾，认为促成和议是王崇古“甘心媚虏，欺班朝廷，躐取爵赏。”但神宗批评刘铉轻听风闻。万历五年（1577年）四月，改刑部尚书王崇古为兵部尚书。九月，南京湖广道御史陈堂弹劾崇古徇房弛防。陈堂提出封贡之后蒙古要求过多，已不符合议和之初所协商的准则，认为与蒙议和是为求边境和平，境内休养生息，但之后并未达到朝廷的预想的效果。十月，复遭给事中尹、御史高维崧弹劾王崇古。而和议一旦产生矛盾，保守派的官员便将矛头指向王崇古。
隆庆六年（1572年）七月、隆庆六年（1572年）十二月、万历三年（1575年）九月、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王崇古皆乞求致仕，明神宗未准。万历五年（1577年）十月，王崇古告老还乡，“万历初，召理戎政。给事中刘铉劾崇古行贿营迁，诏责铉妄言。已，加少保，迁刑部尚书，改兵部。初，俺答诸部尝越甘肃掠西番。既通款，其从孙切尽台吉连岁盗番，不得志，求俺答西援。崇古每作书止之，俺答亦报书谢。是年，俺答请与三镇通事约誓，欲西迎佛。崇古上言：‘西行非俺答意，且以迎佛为名，不可沮，宜饬边镇严守备，而阴泄其谋于番族以示恩。’于是铉及同官彭应时、南京御史陈堂交章论崇古弛防徇敌。崇古疏辩乞休。帝优诏报之，令勿以人言介意。给事中尹瑾、御史高维崧再劾之，崇古力请致仕，帝乃允归。”万历十六年（1588年）王崇古病故，赠太保，谥襄毅。
王崇古
据《明史》记载，王崇古督边期间，蒙古几乎没有再频繁南侵，而大明“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光直接军费就省了百分之七十。后来王崇古去世一段时间以后，他的余泽还让大明的边关稳定了许久。
在与蒙古俺答部交涉的这段时间里，明政府内部就与俺答“封号”“互市”是否可行进行了激烈辩论，“其时朝议汹汹不定”。 身为封疆大吏的宣大总督王崇古等官员在这期间不断向兵部和内阁提交奏疏，陈述利弊，是推动“俺答封贡”具体实施的执行者；当然，这期间，面对不同言论，王崇古也得到了朝中高拱、张居正等阁臣的悉心筹划、指示和支持，能够力排异议，尽心竭力保护王崇古；当然，还有明穆宗朱载垕的坚定支持和拍板，最终圆满解决了这一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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