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的两个孙女，小名特别有趣，一个叫大米，另一个叫小米。孙女在幼儿园的时候，老
袁隆平的两个孙女，小名特别有趣，一个叫大米，另一个叫小米。孙女在幼儿园的时候，老师问她们：“你们爷爷是做什么的呀？”孙女们回答：“我爷爷是看天气预报的！”1930年，在北京协和医院，护士催着给刚出生的孩子填名字，可爹妈还没想好，出生证上就只好写了“袁小孩”。这孩子五岁时，妈妈带他去汉口郊外的果园玩。只见水灵灵的桃子挂在树枝上，葡萄架下露水滴滴答答，城里孩子哪见过这样的景象，眼睛都看呆了。后来他常常念叨：“那桃园的甜味儿，在我心里扎了根。”考大学的时候，家里希望他学医，为国家做贡献。但袁小孩偏偏不听，在志愿表上填了农学院。1953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安江农校教书，那地方在湖南雪峰山的角落里。要先坐火车到怀化，再坐汽车颠簸半天，最后还得搭一段马车才能到。二十三岁的他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后，没去买衣服被褥，而是先买了一把旧提琴。晚上青蛙叫得热闹，他就对着稻田咿咿呀呀地拉琴。在农技课上，有位女老师和他谈起了恋爱。谈了三年多，人家嫌弃他“吊儿郎当，成分又不好”，就嫁给了别人。袁隆平一直傻等，直到人家怀孕六个月才彻底死心。正好赶上1959年全国闹饥荒，树皮都被人吃光了，他把心里的痛苦都寄托在了稻田里。农校试验田的田埂都被他踩塌了三次，学生们背地里偷偷叫他“泥腿子先生”。1961年七月，大旱，他在田埂上走着走着，突然停住了脚步。有一株稻子比周围的高出一大截，稻穗沉甸甸的，把腰都压弯了。他解下裤腰带系在稻秆上做标记，秋收的时候，打下了小半碗黄澄澄的谷子。第二年春天，他把这些宝贝种子全撒进了试验田，每天下午都蹲在那儿观察。没想到长出来的稻子高的高，矮的矮，收成还比不上普通水稻。农科所的老行家直摇头，说：“书本上都写得明明白白，水稻自己授粉，不能搞杂交！”三十三岁还没娶上媳妇，同事把学生邓哲介绍给他。姑娘第一次到他宿舍，袁隆平赶忙端来一盆水让她洗手。那破搪瓷盆盆底有个洞，水哗哗地流，邓哲只能侧着盆边勉强洗了手。后来她对媒人说：“这人连补盆的时间都没有，我得去照顾他。”结婚当晚，新郎官却蹲在试验田数稻穗，新娘子抱着铺盖找过来，说：“你搞研究，我给你帮忙。”要搞杂交水稻，得先找到“公花不育”的稻子，也就是不长花粉的特殊品种。这种稻子一万株里都难挑出一株，袁隆平举着放大镜在稻丛里找，后脖颈的皮都被晒掉了三层。1964年夏天，他硬是从十四万株稻子里筛选出了六株宝贝，移栽到瓦盆里，像护眼珠子一样护着。四年后，育出了七百株秧苗，眼看着就要成功了，却偏偏遇上一场怪雨。雨后放晴，他到田里一看，七百株苗被人拔得一株都不剩。这个被记进农科档案的“5.18毁苗案”，直到现在都没破案。袁隆平带着抢救出来的五根秧苗去了海南。1970年冬天，助手在沼泽地发现了一株野生稻，花房里空空的，不结花粉。三个人跳进齐腰深的臭水沟，用身体暖着稻种游回了岸边。这株“野败”成了杂交稻的关键，全国三十多个农科所都围绕着它展开研究。1973年，“南优2号”培育成功，亩产一下子涨到了六百公斤。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登记簿上记载：从1991年起，中国杂交稻占了全国稻田的六成。荣誉找上门，他总是躲开。二十多年前评选院士，他落选了，却摆摆手说：“我天天在泥巴里干活，戴那金边眼镜干啥？”国外给出的日薪相当于国内半年的工资聘请他，他卷起裤腿就下田，说：“中国人的饭碗还不够结实呢。”三个孙女的名字都是他取的。有晴是雨过天晴的时候出生的，有清出生在雨水节气，有明出生时月亮正圆。大孙女从幼儿园回来讲：“老师问爷爷是做什么的，我说爷爷整天看天气预报。”老人听了，笑得直拍腿。2021年，袁隆平在长沙去世了。灵车从医院开往殡仪馆，二十里的路堵得水泄不通。卖菜的老农把三轮车停在路边，车斗里铺着带着露水的稻穗。戴着红领巾的孩子举着蜡笔画，上面歪歪扭扭写着“禾下好乘凉”。农大的录取通知书里夹着一袋稻种，新生袁有明来报到那天，特意去看了爷爷在校园里种的试验田。她裤腿上还沾着泥点，那是昨天在试验田插秧留下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