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最重风骨，他却踩碎了患难妻子的真心。那个曾痛斥徐志摩的表弟，晚年竟活成了自己最厌恶的模样。
一、风起青萍：文坛双子星的镜像人生
1950年代的香港茶餐厅里，蒸汽混着油墨味。查良镛——后来名震江湖的金庸——坐在角落修改《书剑恩仇录》手稿时，大概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与那位自幼鄙薄的表哥徐志摩，在情感史的评断中成为一组刺眼的对照。
徐志摩的浪漫诗行背后，是多段轰动一时的情债；而查良镛早期在亲友间树立的形象，却是“桀骜刚直、重情守义”。他曾私下评说表哥：“把风流当深情，实属文人无行。”这话掷地有声，仿佛为自己立下一道道德界碑。
二、困顿岁月里的烛火：才子落难，佳人解佩
1948年，查良镛以国际法专业毕业生的身份南下香港，在《大公报》担任电讯翻译。彼时他结束第一段婚姻不久，身无长物，夜里常对着维多利亚港的灯火发呆。正是在这般境况下，他遇见了生命里那簇最温暖的火——朱玟。
朱玫（媒体多写作朱玟），这位出身良好的女子，身上有着旧式闺秀的端庄与新式女性的果敢。她欣赏查良镛笔下初露的锋芒，不顾他“离异”“清贫”的标签，于1956年毅然嫁与他。婚礼简朴，但她说：“我看重的是你这个人。”
新婚燕尔，查良镛蜗居在狭窄的公寓里创作。朱玫白日在外工作，傍晚回家时总拎着一袋稿纸或几本参考书。她不仅撑起家中开销，更成为他第一个读者与编辑。《书剑恩仇录》《碧血剑》早期手稿上，常见娟秀的批注：“此处打斗可再加一笔”“人物对话稍显生硬”。查良镛晚年回忆：“若没有她，那些小说或许永远只是抽屉里的草稿。”
三、明报风云：嫁妆换来的江山与裂痕初现
1959年，查良镛决心创办《明报》。启动资金捉襟见肘，文人办报在当时的香港被视为“豪赌”。朱玫默默取出当年陪嫁的金饰、玉镯，走进当铺。当她把换来的港币放在丈夫书桌上时，只轻声说了句：“去做你想做的事。”
《明报》初创期举步维艰，最高时每日仅发行八千份。查良镛白天写社论、晚上写连载，常焦虑得彻夜难眠。朱玫则身兼数职：除了本职工作，还要帮忙校对、处理读者来信，甚至悄悄以笔名投稿充实版面。两人在湾仔窄小的办公室里相濡以沫，泡面充饥是常事。那盏总亮到凌晨的灯，见证了他们最坚实的盟约。
转机随着《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的连载悄然降临。查良镛笔下江湖风起云涌，《明报》发行量节节攀升，最终成为香港言论重镇。然而事业登顶之际，家中书房那盏灯下，却渐渐只剩朱玫一人。
她察觉到了变化：丈夫应酬增多，回家时常带着酒气；交谈间多了些敷衍，少了从前创作瓶颈时向她讨主意的亲密。朱玫性格刚烈，眼见曾经并肩作战的伴侣日渐疏离，难免言语尖锐。而功成名就的查良镛，也不再是当年那个能低头听妻子指点江山的落魄文人。
四、酒吧偶遇与温柔陷阱：十六岁少女的“偶像攻略”
1976年某个深夜，查良镛再度借酒排遣写作压力，走入一家常去的酒吧。柜台边，十六岁的女侍应林乐怡认出了这位报业巨子，怯生生上前说：“查先生，我是您的读者。”
这句话如同钥匙，打开了一道本不该开启的门。林乐怡不仅退还了他给的小费，更说出“知道您写作辛苦”这般体贴言语。对彼时在家中常感压抑的查良镛而言，这份少女虔诚的崇拜与温柔的慰藉，成了难以抗拒的诱惑。
此后他出入酒吧愈发频繁，美其名曰“寻找创作灵感”。从文学聊到人生，从未经世事的少女眼中，他重获了被仰望的满足。这段关系很快逾越界限，成为香港文化圈心照不宣的“秘密”。林乐怡深知这段感情的非常态，但她更清楚：抓住这位文化巨人，便是抓住阶层跃升的绳索。
五、决裂与殇逝：一纸绝育协议背后的血色黄昏
纸终究包不住火。朱玫从丈夫衣领的香水味、突然调整的行程中拼凑出真相。面对质问，查良镛最终坦白，却辩解道：“她不过是个解闷的伴，不会动摇家庭。”
这句话彻底刺穿了朱玫二十三年来的坚守。她想起当掉嫁妆的那个午后，想起陪他校稿到天明的无数夜晚，想起自己容颜渐老而丈夫声望日隆的这些年——最终竟换来一句“解闷的伴”。她冷静提出离婚，态度决绝。
查良镛起初坚决反对。他深知“抛妻弃子”将成毕生污点，何况《明报》正值关键发展期。然而更深的悲剧接踵而至：他们远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长子查传侠，听闻父母婚变与父亲出轨的消息后，竟选择以极端方式结束年仅十九岁的生命。
儿子的死成为压垮这段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朱玫抱着遗物痛哭三天后，对查良镛说：“现在你可以走了，去娶那个懂你的人。”签署离婚协议时，她提出两个冰冷如刀的条件：第一，分割《明报》相当比例股份；第二，林乐怡必须结扎，终身不得生育。
圈内哗然。尤其第二条，时人多不解：“既已离婚，何必干涉后妻生育？”只有深谙人性幽微者明白，这是母亲为子女筑起的最后屏障——防止新家庭诞生子嗣后，自己三个孩子遭遇冷落与资源掠夺。林乐怡咬牙签字，1976年，查良镛迎娶这位小他二十九岁的女子入门。
六、余生债：朱玫的孤影与金庸的忏悔
离婚后的朱玫独居薄扶林，虽持股份不愁生计，但与二子一女关系疏离。孩子们自幼见母亲严厉、父亲宽和，离婚后多选择随父生活。每逢年节，她常对着一桌菜独坐到深夜。
1998年朱玫病重离世，子女赶到医院时只见遗书与分割妥当的财产。她至死未在儿女面前说前夫半句不是，只嘱托：“好好生活，不必记挂。”葬礼冷清，与查良镛后来的风光大葬形成残酷对照。
晚年查良镛多次公开忏悔：“我对不起朱玫。”他守住了当年的协议，未与林乐怡生育，但这份迟来的守约，在逝者坟前已无温度。那个曾疾言批判表哥“用情不专”的青年，终究活成了自己笔下那些矛盾纠葛的角色——既有侠之大者的胸怀，也难逃人性弱点的桎梏。
七、镜鉴：才子佳人的古老命题与现代回响
而查良镛的悖论更耐人寻味：笔下英雄重情重义，现实却难逃“男人有钱就变坏”的窠臼；批判表哥风流，自己却在功成名就后复刻类似轨迹。或许正如他在《天龙八部》中所写：“众生皆苦，求不得、爱别离。”写尽人间情仇的大师，自己也困在情劫之中。
这段往事映照的，何止是文坛轶事？它关乎承诺的重量、共患难如何共富贵、以及当爱情褪去后该以何面目相对。朱玫用后半生的孤寂，给所有信奉“牺牲奉献”的女性上了一课：永远要在感情里为自己留一条退路。而金庸晚年的忏悔，则像一记警钟——世间有些债，倾尽余生也难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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