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村级组织年均经手涉农资金超1.2万亿元（农业农村部2024年数据），基层"微腐败"案件中67%的争议集中于村干部主体身份认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024年《基层职务犯罪审判白皮书》）。当村支书协助政府开展土地征收、村民小组组长管理扶贫资金、村合作社负责人参与国有土地经营时，其行为究竟构成贪污罪还是职务侵占罪、受贿罪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核心症结在于如何界定《刑法》第93条第二款"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的范围，厘清"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律边界。这一争议本质上是基层治理中"自治属性"与"公务属性"的冲突体现。村干部作为连接政府与村民的桥梁，兼具"村集体自治管理者"与"政府公务协助者"双重角色，其行为性质的认定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划分，更关乎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推进与乡村自治活力的保障。

（一）核心规范的三重逻辑架构

村干部职务犯罪主体认定的法律依据形成"基础法条+专门解释+监察衔接"的完整体系，三者相互补充、层层递进：

1.《刑法》第93条第二款的基础定位：该条款明确"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为村干部主体资格认定提供根本遵循。此处的"从事公务"是核心要件，强调行为的公共管理属性，而非单纯的职务头衔或身份标签。

2.全国人大常委会2000年立法解释的具体界定：为解决司法实践中"从事公务"的模糊性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出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以下简称《立法解释》），列举了七类村基层组织人员属于"从事公务"的情形，核心可归纳为三大类：

（1）特定款物管理类：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及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

（2）土地相关管理类：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

（3）行政协助类：代征、代缴税款，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以及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该解释的关键价值在于将"公务"具象化，明确村干部只有在上述特定情形下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避免了"身份论"的片面认定。

3.《监察法》第15条的衔接补充：《监察法》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纳入监察对象，其范围远大于刑法上的"国家工作人员"。这一规定形成"监察全覆盖+刑法限缩认定"的格局：前者侧重对基层管理行为的全面监督，后者侧重对犯罪行为的精准定罪。例如，村干部单纯管理村集体自有资金的行为虽属监察对象，但因不具备"从事公务"属性，不构成刑法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其侵占资金的行为应认定为职务侵占罪而非贪污罪。

（二）规范适用的核心冲突与化解

实践中最突出的冲突是"形式授权"与"实质公务"的认定分歧。部分案件中，村干部虽无政府书面委托文件，但实际参与行政管理工作；或虽有书面委托，但行为本质仍属村集体自治事务。对此，司法实践形成"实质优于形式"的裁判规则：认定是否属于"从事公务"，关键看行为是否体现政府意志、是否属于行政管理职能范畴，而非仅以是否有书面委托为标准。例如，《立法解释》中"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的兜底条款，需结合以下要件综合判断：一是行为目的为实现公共管理目标；二是行为内容属于政府行政管理职权范围；三是行为结果直接关联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这一解释逻辑既避免了兜底条款的滥用，又能适应基层治理中不断出现的新型公务协助行为。

（三）关键概念的法律界定

1."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范围：根据司法实践共识，包括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村民小组组长、副组长，以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等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负责人。认定核心在于是否实际从事管理工作，而非仅看职务名称。

2."从事公务"的本质特征：一是管理性，即对公共事务或特定款物进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活动；二是公共性，即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三是授权性，即基于法律规定或政府委托获得职权，而非基于村民自治章程的授权。

3.公共财产与集体财产的区分：根据《刑法》第91条，公共财产包括国有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特定情形下）、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产等。需注意的是，村集体所有的财产只有在被用于协助政府公务（如存放征地补偿款）时，才可能被认定为公共财产；若为村集体自主管理的自有资金，则属于集体财产，侵占该类财产的行为应认定为职务侵占罪而非贪污罪。

（一）"协助政府"的认定标准：形式与实质的双重审查

1.法律适用规则

认定村干部是否"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需遵循"形式依据+实质属性"双重标准：

（1）形式依据：包括政府出具的书面委托书、会议纪要、工作实施方案等，证明行为人的职权来源与政府公务相关；

（2）实质属性：行为需属于政府行政管理职能范畴，体现政府意志，而非村集体自治事务或劳务性工作。

2.规范解析与实务边界

（1）典型公务行为：土地征收补偿款的核实与发放、扶贫资金的管理与分配、国有土地的经营管理等，这些行为直接关联国家利益，属于政府核心行政管理职能，村干部参与其中即构成"从事公务"；

（2）非公务行为：单纯收集村民信息、通知村民参加会议、协助村集体自主组织的公益活动等，此类行为不具备行政管理属性，仅属于劳务性协助，不构成"从事公务"。

例如，某村支书受镇政府委托，负责核实本村被征收土地面积并上报镇政府，该行为属于"协助政府从事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管理"，具备公务属性；但若其仅负责将镇政府已确定的补偿款发放给村民，未参与核实、审核工作，则属于单纯的劳务性工作，不构成"从事公务"。

（二）主体身份的动态认定：随行为属性变化而调整

1.法律适用规则

村干部的主体身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根据具体行为的性质动态认定：同一村干部在不同行为中可能分别构成"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需遵循"一事一认定"原则。

2.规范解析与实务边界

当村干部实施《立法解释》列举的七类行为时，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其利用职权实施的侵吞、窃取、骗取公共财物行为构成贪污罪，收受贿赂行为构成受贿罪；

当村干部实施村集体自治事务（如村集体企业招标、集体资产租赁、自有资金管理等）时，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其侵占集体财产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收受贿赂行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这一规则的核心依据是《刑法》第93条第二款的立法精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认定以"从事公务"为核心，而非以个人职务为标准。即使是村党支部书记，若其行为与公务无关，也不能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三）渎职犯罪的主体适用：突破"编制身份"的限制

1.法律适用规则

根据《刑法》第九章渎职罪的相关规定及最高人民检察院2012年第5号指导案例（杨某某、余某某等滥用职权案），受政府委托协助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村干部，即使不具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编制，也可构成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等渎职犯罪的主体。

2.规范解析与实务边界

渎职罪的主体认定核心在于"是否实质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而非是否具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村干部构成渎职罪需满足以下要件：

（1）主体要件：受政府委托协助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实质行使行政职权；

（2）行为要件：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违反法律规定或职责要求；

（3）结果要件：导致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4）因果要件：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行为与重大损失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例如，村支书在协助政府拆迁腾退工作中，违规为不符合条件的村民出具宅基地合法证明，导致国家拆迁补偿款被骗取，即使其无国家机关编制，也构成滥用职权罪。这一规则体现了"实质公务论"的司法导向，避免了因身份形式限制导致的追责漏洞。

（四）涉案财物性质的穿透式审查

1.法律适用规则

涉案财物性质直接决定罪名认定，需通过"资金溯源+用途限定+管理主体"三重穿透式审查：

（1）资金溯源：核查资金是否来自国家财政拨款、专项基金等公共来源；

（2）用途限定：核查资金是否具有明确的公共用途（如征地补偿、扶贫帮扶）；

（3）管理主体：核查资金是否由村干部基于公务协助行为进行管理。

2.规范解析与实务边界

（1）公共财产的认定：需同时满足"来源公共+用途公共+管理公务"，例如政府拨付的土地征收补偿款、扶贫专项基金等，即使暂存于村集体账户，仍属公共财产；

（2）集体财产的认定：村集体自有资金（如村办企业收益、集体土地租赁收入）、村民自筹资金等，若未被用于协助政府公务，仅属集体财产，侵占此类财产的行为应认定为职务侵占罪。

例如，村干部将政府拨付的扶贫资金挪用归个人使用，因资金来源为公共财政、用途为扶贫公益，构成贪污罪；若其挪用的是村集体自有资金用于个人投资，则构成职务侵占罪。

（一）主体身份认定的证据审查标准

认定村干部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需围绕"三证合一"收集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

（1）委托依据证据：政府书面委托书、镇（乡）政府会议纪要、工作实施方案等，证明村干部的职权来源与政府公务相关。例如，某镇政府《拆迁腾退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村支书负责宅基地合法性审核，即可作为委托依据；

（2）职权内容证据：岗位职责文件、工作记录（如审核签字单、上报材料）、政府工作人员证言等，证明村干部实际行使的是行政管理职权，而非劳务性或自治性职权；

（3）行为关联证据：涉案行为与公务的关联性材料，如骗取的补偿款对应村干部负责的征地项目、受贿行为与协助政府项目承揽相关等，排除与公务无关的行为。

（二）罪名区分的实务操作路径

（三）风险防控的规范建议

（1）明确授权程序：基层政府委托村干部协助公务时，必须出具书面委托文件，明确委托事项、权限范围、责任边界，避免"口头委托""模糊授权"导致的身份认定争议；

（2）资金监管分离：对涉及公共资金的管理，实行"村账镇管+专户存储+穿透审核"机制，银行发放公共资金时需同时核对政府批文与村集体审核材料，杜绝村干部单独掌控资金的漏洞；

（3）法律培训常态化：定期对村干部开展《刑法》第93条及相关立法解释的专题培训，明确公务与集体事务的边界，通过典型案例解析强化法律风险预警；

（4）村务公开细化：对涉及政府公务的协助行为、公共资金的使用情况，实行全程公开，接受村民监督，从源头减少权力寻租空间。

村干部职务犯罪主体身份认定的核心，是在村集体自治权与政府行政管理权之间划定清晰的法律边界。从《刑法》第93条的基础规定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项立法解释，再到司法实践中"实质公务论"的坚持，体现了我国法治对基层治理的精准回应——既通过严格认定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打击借公务之名的"微腐败"，维护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又通过区分集体事务与公务，保障村集体自治权的依法行使，避免过度追责挫伤基层治理活力。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基层"微权力"的法治化运行需要三重保障：一是规范授权，通过书面委托明确公务范围，让村干部知道"能做什么"；二是透明用权，通过资金监管、村务公开等机制，让权力运行"看得见"；三是严格督权，通过监察全覆盖与精准司法追责，让违法用权"受惩戒"。唯有如此，才能让村干部在"自治"与"公务"的双重角色中不越界、不缺位，让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真正成为法治中国的坚实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