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去日本，我提前两三天专门跑了一趟上海大厦买“鉴真号”船票。那天在大厦里坐的是那部老电梯，电动的，电梯里就是一排圆圆的金属按钮，摁到几层就在几层停。门是铁栅栏门，到了楼层得自己伸手把门扒拉开。上到八九层，出电梯拐过去就是售票点，两个女同志给我办的手续，花了八九百块钱。

临走前，我在上海逗留了三四天，住在一位远亲家的二层阁楼里。女主人五十多岁，在一所小学校当厨师还负责采买，人特别善良。走的时候，她给我做了很多上海酱牛肉，又煮了一大兜子茶叶蛋，塞得满满当当让我路上吃。

临走那天，天正飘着毛毛细雨。我从南京路一带、上海饭店附近坐公交车下来，下车后一路打听一路走——其实买票那天我已经把道儿问清楚了，但心里不踏实，每走一段就要再问问路人。我拉着那种老式拉杆箱。手里提着女主人给的那一大兜子酱牛肉和茶叶蛋，后背背着铝制准备到日本做饭用的焖罐。
到了外白渡桥。过桥后向右转，走东大名路往东，路两侧都是上海老式房子。雨不大，走十五六分钟，到了高阳路南头的外虹桥国际客运码头。

到了码头大厅，那楼很陈旧，人多得转不开身。大厅里弥漫着一股依依不舍的气氛。送行的人里，大多是一家人送一个人，有父母送儿子女儿的，有妻子送丈夫的，有丈夫送妻子的，好几个人围着一个人千叮咛万嘱咐。走的人大都是年轻人，上海青年居多，也有不少是从全国各地赶来的。那时候出国不像现在，大家背井离乡去日本，都管这叫“洋插队”。

先过海关，过完海关就走边检。边J窗口里坐着一男一女两名工作人员，我把护照递过去，他们翻了翻，停顿了一下。我心里就觉着好像有问题。他们问：“你这个护照为什么没有沈阳日本总领事馆的章子啊？签证章有，但缺了一个黑戳。”说完把我带进旁边一间小屋子里。小屋子挺亮堂，有椅子，跟我说：“你得在这坐一会，我们要对你的护照进行核实。”我当时心里直犯嘀咕，万一他们联系不上总领事馆，核实不清，我今天就走不了，那好几百块钱的船票可能就瞎了。就这么干坐着，心里七上八下的。过了三十多分钟，门开了，进来一位武领导，说：“核实完了，你可以走了。你的那个章子是领事馆给忘盖了。”顿了顿，他又补一句：“但是你到了日本还会出现麻烦。”

拿回护照，心里那块石头并没完全落地。过完边检，先坐码头大巴车拉到泊位边。“鉴真号”船体很高，上船走的是软舷梯，那舷梯紧贴着船帮斜着上去，高度差不多有两三层楼那么高。空手上都费劲，何况我手里提着那一兜子沉甸甸的酱牛肉和茶叶蛋，背着焖罐，拽着那个40多斤重的拉杆箱。我用尽全身力气，一步一步往上爬，不敢停，也不能停。最后总算支撑着爬到了上面。

一上船，先把行李托运储存了。我买的是最便宜的舱位，当时叫“和式”。一进屋，是个大通铺，全是榻榻米，大概能睡三十多人。这屋里绝大多数都是去日本留学的，也有个别是黑龙江过来的残留孤儿，年纪四五十岁，带着孩子，有那么几家。但绝大多数还是留学生，这些留学生里，上海人几乎占了一大半。

上了船，我们挨着的几个原本不认识的男女留学生凑到了一块儿，有上海人，有北京人，还有西安人。大家把行李安顿好，就围坐在一起聊天。那时候船上只有早餐是免费的，中午和晚餐都得自己花钱买，可我们这帮“洋插队”的谁也没钱。大家就靠着自己带的东西互相分着吃，我那兜子酱牛肉和茶叶蛋成了香饽饽，北京和西安的哥们儿也掏出自带的干粮，你一口我一口，就这么凑合着，一直吃到船靠上神户码头。

船从黄浦江码头开出去，出吴淞口进东海，再横穿日本海，这一趟从上海到日本神户港，要走48个小时。船进濑户内海的时候，我爬到甲板上。内海风平浪静，海面干净，天空瓦蓝瓦蓝。过了桥不多久就能看到神户码头了。

“鉴真号”客货豪华轮在黄浦江码头一声长笛，开始慢慢移动，掉头往吴淞口方向去。这个时候，船上的人都拥上了甲板，向码头栅栏外边拥挤不堪的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天上飘着雨，船上的人和船下的人都流着眼泪，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滴是雨，哪滴是泪，很是感人。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一去是“洋插队”，远渡日本，不知道去了以后会是什么样子，能不能回来都是未知数。

到了神户码头，出关的时候，果然不出所料，正如上海边J那位先生说的似的——“你到了日本还会出现麻烦”。过边检时，我被日本神户入国检察G拦下，又把我领到一个小房间里进行核实。他们大概利用传真机与沈阳总领事馆取得联系，以确认我的签证不是假的，才把我放行。临走，那位检察G还给我鞠躬，连声说：“对不起，耽误您的时间了。”

回头想，1989年那趟：上海大厦老电梯、二层阁楼的借宿、女主人的酱牛肉、外白渡桥小雨、东大名路老房子、外虹桥码头边检小屋三十分钟、两层楼高的远舷梯、和室三十多号“洋插队”、围坐分食的留学生、48小时到神户、濑户大桥、神户入国管理局小屋里的半个多小时、还有那一声离别的汽笛和混着泪水的雨，即便是今天老了，到死也难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