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天，19岁的女译电员和一名男科长同去延安，但在路上，她发现这名男科长行为怪异，腰间盘个米袋子，走起路来别扭、睡觉也不脱棉衣，直觉告诉她：这人绝对有问题！

1943年5月中旬，延安王家坪军委办公厅的院子里，刚走完两千多里山路的三个人停下了脚步，走在中间的年轻科长脸色苍白、走路姿势格外别扭，当着军委工作人员的面，他一层层解开身上的棉衣，露出了腰间缠得严严实实的粗布米袋。

米袋被汗水浸得发黑发僵，边缘磨得起了毛边，等里面的东西全部倒出来清点完毕，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整整190两黄金，外加8斤各式金银首饰，分量一分不差，一件不少。

没人能想到，这个一路上睡觉从不脱衣、连旁人靠近腰间都格外警惕的年轻人，居然把近20斤的金银贴身藏了72天，徒步闯过了三道日军封锁线。

这事的起因，要从1943年太行根据地的绝境说起，彼时延安正处在最艰难的岁月，经济封锁下物资奇缺、财政近乎枯竭，而前线部队缴获、根据地群众捐助的一批金银，始终找不到稳妥的渠道送往中央。

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点了王政柱的将，这位28岁的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15岁参加红军，心思缜密、行事稳当，长征时就因业务过硬被刘伯承亲自改名，是总部出了名的“放心人”。

临行前彭德怀定下三条死规矩：财物必须贴身存放、一刻不离身；遭遇危险优先保全物资；任务全程绝对保密，连同行战友都不能透露半句，后勤部长杨立三把所有金银装进一只普通米袋，连详细清单都没附，这是战争年代最沉的信任：把全部家当交到你手上，靠的不是制度约束，是人的底色。

和王政柱同行的，是19岁的机要译电员罗健，还有负责护送朱德坐骑的饲养员汪秀田，为了掩人耳目，王政柱和罗健对外假扮成走亲戚的小夫妻，一路向西往延安赶。

从出发那天起，王政柱就把米袋紧紧缠在腰腹内侧，外面套上单衣、棉衣，再罩上大衣，三月的太行山春寒刺骨，冰凉的金属贴在皮肉上，像揣着一块冰；等到天气渐渐转暖，他也硬扛着不脱外衣，任由汗水把衣服浸透了又晾干、晾干了又浸透。

日子一长，常年做机要工作的罗健先觉出了不对劲，警惕性刻在她的骨子里：一个年轻力壮的作战科长，怎么走路总重心不稳，夜里睡觉从来不脱棉衣，谁无意碰到他的腰，王政柱反应都像绷紧的弦，罗健心里不是没犯过嘀咕，甚至闪过最坏的念头，但纪律不许多问，罗健只能寸步不离地留意着动静，悄悄做好了应对突发状况的准备。

罗健不知道的是，此时王政柱的腰早就被布带磨得血肉模糊，十几斤的重量日夜压在身上，山路颠簸摇晃，粗布带一点点嵌进皮肉里，很快就红肿溃烂，血水和单衣粘在了一起，他咬着牙一声不吭，连夜里睡觉都只敢半眯着眼，手始终搭在腰间的米袋上。

路上夜宿荒废炭窑时，王政柱伤口发炎发起了高烧，罗健撕下自己内衣上的干净布条给王政柱处理伤口，劝他歇一天再走，王政柱只摇头说“夜长梦多”，直到罗健一句“命没了，东西也到不了延安”，他才勉强同意多留一晚。

也就是那天，王政柱第一次跟人提起袋子里的细节：不全是金条，还有老乡捐的零碎首饰，其中有个小孩的长命锁，是老乡硬塞过来的，说等打赢了仗，用这金子给娃打个钢笔尖。

王政柱低声说：“我不是怕死，是怕东西丢了对不起这些人，不是赔不起钱，是赔不起这份心。”

整整72天，2130里山路，三道日军封锁线，王政柱抱着这袋价值连城的金银，啃着硬得硌牙的干粮，喝着山泉水赶路，连一口额外的吃食都舍不得多花，等交到军委办公厅手上时，金银一两不少，连装东西的米袋都还是出发时的那一只。

这场生死同行也让王政柱和罗健两个年轻人结下了缘分，后来由朱德总司令亲自主持，两人在延安成了家，这段“千里送黄金”的往事，后来被周恩来总理称赞为“金子般的忠诚”，王政柱也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