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设计的国旗：没选上 郭沫若设计的国旗：没选上 在选国旗这件事上，并不是说谁的名气大，谁设计出的国旗就最有权威性。 一九四九年，北京还叫北平，政协六组在报纸上登了征稿启事，位置非常扎眼，说要为新中国选一面国旗。消息一出，全国各地的邮局就忙了起来。 城市里、乡下，教书的、拉车的、在国外谋生的华侨，纷纷拽起纸笔，把心里对新国家的样子画出来。 短短一个多月，政协那边就收到了三千来幅图案，专门装了几大箱，送进北京饭店的选稿房。 评选小组把稿子一张张铺开，看图、看说明，把含义讲得清清楚楚的挑出来，先拎了三十八幅，编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分发给代表讨论。 投票统计一出来，所有人第一眼看到的，都是一个刺眼的数字：一百八十多票。 得票最高的，是一幅编号“复字第三号”的作品，大家都叫它“三号方案”。 设计者写明，这条线是黄河，是母亲河，在红旗上一路流过去。很多代表翻到这一页时，反应相当统一：简洁、体面，还有象征。 争议从那条看似不起眼的黄线开始。有代表盯着那条线看了半天，忽然提了句不太好听的话：黄河是黄河，可在旗面上横着一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分裂”“割裂”。 黄线本来是好意，一旦给有心人借题发挥，就成了天天在旗杆上晃动的一根刺。 商量来商量去，代表们心里都有点别扭。明知这幅旗在艺术上过关，在票数上出众，可只要想到那条黄线可能带来的麻烦，就不敢把它推到全国人民面前。三号方案只好带着一百多票，悄悄退场。连带着，其他旗面上带横线、斜线、河流图案的设计，也都被打了问号，一整类思路被放到了次要位置。 再翻回早先的票数表，有一行小小的记录，当时谁都没放在心上：有一幅红旗，只拿到十五票。这个数字太不起眼，很容易被眼睛滑过去。 却偏偏是它，最后翻了盘。 同一时间，在上海闷热的夏夜里，一个普通职员也在和一张纸较劲。 曾联松当年在日用杂品公司干事，闲时爱写写字、画画图，对美术并不陌生。更早一点的年代，他也曾在战火中辗转，看过城市沦陷、百姓逃难，对“山河破碎”这四个字有切身的感受。 等到解放在望，报纸上登出征集国旗的启事，他反复琢磨那几行字，知道这不是一般的美术比赛，而是给新中国画一张“脸”。 上海的七月湿热得很，人躺在床板上像贴在蒸笼里。 曾联松连着好多晚睡不踏实，干脆推开窗子，一边摇扇一边望天。城市的光线压着天空，只能看到零散的几颗星。 他一边看，一边在心里打转：这几十年，老百姓不就是一直盼着这样一颗“星”吗？盼来盼去，盼到共产党打进城市，这口气才算出得来。 念头一转，构图就有了影子。 红色旗面，是革命流血的颜色，也是新国家的底色；黄色星星，既是光明，也是黄皮肤子孙共有的肤色。大五角星代表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几股力量。大星本来还被他剪出了镰刀、锤子的轮廓，把政权性质“写死”在里面。 星是想好了，放哪成了难题。 起初，五颗星被他摆在旗的中间，看上去规矩端正，偏偏整面旗像堵墙，透不过气；挪到偏右，又有一种要翻倒的感觉；来来回回调位置，足足折腾了一个多月。 直到有一天，他把整组星一口气移到旗面左上角，才突然觉得顺眼了。 那颗大星像从旗角投下光亮，四颗小星顺势围上来，整面红旗一下子腾出了开阔的空间。 为了让“谁听谁的”更直观，他干脆让每颗小星都有一角对准大星的中心点。这一点小心思，外人不见得一眼看出来，但他自己很清楚，这是在画一个向心的格局：全国各阶层围着一个核心团结在一起。 样稿剪贴完整，他写上“红地五星旗”几个字，装进信封，寄往北平。 稿子送到北京饭店时，只是三千封信里的普通一封。 初选时，“红地五星旗”只拿到十五票，在统计表上靠后站队。如果不是三号方案因为黄线被否，恐怕很难再有出头机会。正是那次“意外”，逼得评选小组重新翻检被搁在一旁的稿件。戏剧家田汉翻图翻累了，眼睛在那块红底五颗星上停了下来，越看越顺眼：没有线条，没有条块，却把政权性质和大团结讲得干干净净，还不容易被误读。 田汉开口提了意见，希望把这幅图案提到更高层审阅。 图样进了中南海，周恩来看过，在说明上写下同意意见。工作人员印了两百份左右，送到各路代表和中央领导案头。毛主席看着那几颗星，点了一句：“这个图案表现的是我国的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这句话，让“红地五星旗”真正站稳了脚跟。 专家们随后动了一处关键的手术：删去大星里镰刀和锤子的图案，保留纯粹的金色五角星。 这样一来，不再有照搬苏联国旗的嫌疑，视觉也干净了许多。 四颗小星朝向大星的布局继续保留，用星尖把“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句话，变成了一幅图。 九月二十七日，政协全体会议举手通过，五星红旗被正式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二十九日，报纸刊出图样和制法说明，指导各地缝制；十月一日，开国大典上，那面刚缝好的新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