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说毛主席晚年不重视生产力发展？理论上说，“抓革命、促生产”，二者是并列的，还是后者本来就是目的？仁者见仁。 很多人一提那段岁月，脑子里蹦出来的就是“停摆”“折腾”这类词，好像全国上下只剩政治口号。 可要是摊开一九六七到一九七一年的陵水县，看一眼那些冷冰冰的数字，就会有种古怪的错位感：社会在摇晃，账本却在往上走，这种拧巴的状态，本身就挺耐人寻味。 一九六七年，局势正乱，陵水干脆先把一个“生产指挥部”搭起来，专门管工农业生产。 那一年，这个小县一下子做了七座桥：陵隆线的隆广桥，米谷线的港坡桥、坡尾桥，文群线的南顶桥、群英桥，再加上海榆东线的六利桥和曲新线的新村桥。 南顶桥和群英桥做成双曲拱，其余五座是永久式石拱桥，不再靠临时木桥凑合。表面上是修路架桥，骨子里是给那个“乱”字压块石头。 同一年，海边也忙得很。县里办起海陵珍珠养殖场，先划出十亩养殖基地，再沿着海南岛海岸慢慢摸索，专门找那种体型大的白蝶珠母贝。野生母贝一批批捕回来，放在养殖区里，培育贝苗，做插核试验。嘴上挂的是“发展养殖事业”，心里明白这是在替集体找一条能挣外汇、能出产值的新路子。 水电方面，动作更早。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梯村工程干渠两公里处弄起一座群英水电站，只有一台十二千瓦机组，年发电量一万千瓦时，看着不起眼，算是给后面的大手笔探了探路。歇了一口气，到了一九七〇年三月，吊罗山脚下的大里水电站投产，单机二十千瓦，年发电量三万千瓦时，给不少村庄的灯和小作坊都续上了电。 水利工程像接力赛一样往前推。 一九七〇年五月上旬，竹利水库合闸蓄水，总库容七百四十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五千亩；紧挨着的田仔水库，库容一千零七十万立方米，灌溉面积七千四百四十二亩。 到了第二年一月，小妹水库大坝启动复工，县革委会专门成立工程指挥部，县委副书记林志光挂帅，这种配置说明，很清楚把水当成了命根子。 水利在地下做文章，粮食要在地面见分晓。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八日，《海南日报》点名报道陵水县良种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技术人员凑一块儿，靠群众路线一点点试验，折腾出来一个花生高产品种，取名“陵一号”。这个品种在全县推广后，亩产飙到六百五十斤，而一九六三年以前，花生亩产才五十到八十斤，硬是多出五百多斤。数字不说话，可一对比，高下立判。 县里对“生产”两个字的态度，在文件里也露了底。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日，陵水县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开展创造“四好”单位、“五好”个人运动的决定》，里面清清楚楚写着：完成生产任务，要算在单位和个人政绩里。 荣誉要拿，产量得先上来。 这样一设计，“抓革命”和“促生产”立刻拴到一根绳上，干部心里明白，光会喊口号拿不到“好”的牌子。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陵水县开了一个不小的四级干部会，代表一千八百七十七人挤满会场。会上学海南区会议精神，要掀生产建设高潮，要把小妹水利工程重新干起来，还给全县画了一张工业蓝图：当年“土法上马”办七个厂、两座矿，小化肥、小化工、小电子、小肥皂，加上光坡、提蒙、本号三个公社农械厂，再把黎安煤矿、新村铁矿开采出来，力争年底前全部投产。 紧接着，又盯上下一年——一九七一年定为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目标开得不客气：粮食作物面积四十五点五万亩，总产一亿四千七百七十八万斤，工业总产值八百万元。 和这些数字一起往前推的，还有那座后来成了“门面”的陵水大桥。 一九七〇年三月，大桥开工。 县革委会专门成立工程指挥部，县委、县革委都盯在上面，当地驻军也拉上来，一边干义务工，一边把自己掌握的混凝土石料无偿搬到工地。大桥的账写得很细：混凝拱结构，全长二百一十一点七米，双车道，桥面宽十米，桥高十米，一共六个拱。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大桥竣工通车，旧木桥和渡口退场，车辆通过数量翻了一倍，这成为陵水河上的第一座永久式大型桥梁。很多年后再回头看，这座桥像一张“投票纸”，替当地干部表了态：哪怕形势起伏，这种实打实的东西，还是要硬着头皮做下来。 工业线上的“小动作”也不少。 一九七〇年四月，陵水县陶器厂照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说法干事，鼓着劲“树雄心、立壮志”，用土办法上马，只花了十八天就砌出一座年产一千吨的水泥窑，水泥达到三百标号。 对外讲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对内讲就是想有自己的一把水泥，今后修桥、建库、盖厂房不必样样求人。 农口这边除了种出来、收上来，还得交得出。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陵水县仅用十七天征购粮食十二点八五万斤，超额完成全年征购任务，得到海南行政区革委会生产组的通报表扬。同月二十二日，《海南日报》又刊出一条消息：黎安公社的干部、社员趁着秋雨突击植树，在沿海沙滩种下了一千二百多亩树。 征购也好，造林也罢，背后都顶着指标，说白了，都是生产任务的一部分。 一个时代是怎么对待生产力的，看标语不算，看桥梁、水库、电站、花生亩产、工农业总产值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