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杭州，开国少将双胞胎儿子被判死刑，父亲却说：不干涉审判！ 法槌落下时，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空气像结了冰。 旁听席后排有人攥紧拳头，前排穿军装的老将军始终没抬头，直到听见“死刑”两个字，他才缓缓摘下眼镜，指节在膝盖上压出白印。 熊北平、熊紫平走进工厂时，工人们都低着头。 他们总穿着四个兜的干部服，袖口沾着机油也懒得擦，却指挥老工人替他们搬铁块。 有次青工不服，熊北平掏出军用皮带就抽，嘴里骂着“老子爹是省委书记，你算个什么东西”。 后来他们用招工名额骗女青年，把人堵在仓库里，厂里领导知道了，只说“孩子年轻不懂事”。 这对双胞胎是1971年从部队退伍的。 本来按纪律该去农场锻炼，母亲托了三四个关系，硬是把他们塞进杭州最好的国营工厂。 车间主任后来在证词里说，每次检查卫生，兄弟俩的操作台永远堆着烟头，机器坏了就让学徒工通宵修，自己躲在更衣室打扑克。 熊应堂那时正忙着军区的事，家里的电话很少接。 警卫员说，有次将军难得回家，看见儿子把军用望远镜当玩具扔，气得摔了茶杯，可没等多说两句，母亲就拉着他衣角：“孩子还小，长大了就懂了。” 这种“等长大”的想法，后来成了家里最大的窟窿。 1978年底，受害者家属把举报信贴到了市委门口。 信封里装着撕碎的工票，还有带血的手帕。 公安上门那天，熊应堂正在开党委会，秘书小声汇报情况，他捏着钢笔的手顿了顿，墨水在文件上洇出个小黑点。 散会后他没回家，在办公室坐了整夜，第二天对政法委的人说：“我儿子犯了法，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杭州日报》的记者后来回忆，公审那天来了三千多人。 熊应堂坐在第二排，全程没看被告席。 宣判后有人喊“将军说句话”，他站起身，背有点驼，声音却很清楚：“共产党的队伍，没有特殊公民。” 这句话第二天登在报纸头版，旁边配着法院的布告。 我觉得，这份硬气不是天生的。 档案馆里存着熊应堂1949年的日记，里面写“今天解放杭州，老百姓给咱送馒头，这恩情不能忘”。 二十年后面对审判席，他大概想起的还是那些递馒头的手，哪只手上没有对“平等”的盼头呢？ 当年法庭记录里，那些被强迫代劳的工人名字还在，那些受害者的证词泛黄了边角。 而熊应堂留在接待室的那句话，“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像颗钉子，钉在了1979年法治觉醒的木板上。 这颗钉子不漂亮，却让后来人知道，不管谁家的孩子，都不能越过法律这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