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邓亚萍退役后去清华大学读书，第一堂课，老师问她：“你的英语如何？”邓亚萍尴尬的回答：“我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97年的秋天，北京城里的银杏树叶刚开始泛黄，邓亚萍背着书包走进了清华大学的教室。 这位刚刚退役的乒乓球世界冠军，此刻坐在一群比自己小七八岁的同学中间，显得格外特别。 英语老师看着花名册上这个熟悉的名字，抬头打量着眼前这位个子不高的女生，随口问道："你的英语水平怎么样？" 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所有目光都聚焦在邓亚萍身上。 她平静地回答："老师，我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 这句话让在场的同学都愣住了，谁也想不到，这位在国际赛场上叱咤风云的世界冠军，在英语学习上竟是从零开始。 那时的邓亚萍刚结束辉煌的运动生涯。 她手握4枚奥运金牌，18个世界冠军头衔，曾经连续8年保持世界第一的排名。 但这些耀眼的成绩在她选择进入清华学习时，都成了过去式。 更重要的是，她刚刚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这个新身份让她意识到，如果不能突破语言关，将来如何在国际体育舞台上为中国发声？ 从那天起，邓亚萍开始了艰苦的英语学习之路。 她特意把课本拆成单页，每天带着几页纸和单词卡片，利用一切碎片时间学习。 清晨天还没亮，她就已经在操场边背诵单词。 食堂排队打饭时，她手里总捏着写满英文短语的小纸条。 晚上宿舍熄灯后，她还要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复习当天的内容。 同寝室的同学常说："亚萍的复读机总是吱吱作响，一个月就能用坏两盒磁带。" 这样高强度的学习让她的身体出现了预警信号。 原本在运动队练就的好视力，从1.5骤降到0.6，体重也跟着往下掉，比打球时还轻了十来斤。 教练见到她蜡黄的脸色，忍不住心疼地劝她别太拼命。 但她心里明白，学习英语这场战役，比当年在球场上对付外国选手还要艰难。 毕竟打球时还有队友加油鼓劲，而现在只能独自面对厚厚的词典和读不懂的课文。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1998年，邓亚萍争取到去剑桥大学交换学习的机会。 初到英国的日子并不好过，她首先遭遇的是生活上的种种不便。 记得第一天上课，她骑着二手自行车在剑桥小镇上迷了路，冒着大雨转了近一个小时，赶到教室时早已浑身湿透。 在邮局寄信时，因为看不懂英文表格，她捏着信封在原地站了半小时，最后只能红着眼睛离开。 为了节省开支，她在郊区租了间便宜的房子，每天要坐很久的公交车到学校。 午饭常常就是一个冷三明治，但她从不抱怨。 课堂上，她把老师的板书一字不落地抄下来，晚上回到住处再逐个单词查阅词典。 房东老太太时常摇着头说："冠军小姐，你何必这么辛苦呢？" 她总是笑着回答："正因为是冠军，所以更输不起啊。" 2001年，邓亚萍选择进入诺丁汉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这所大学以其高质量的外语教学闻名，导师在面试时直言不讳地表示怀疑："一个运动员能做好学术研究吗？" 邓亚萍不卑不亢地回答："别人用一年完成学业，我愿意花两年时间，但保证每篇论文都认真对待。" 她的硕士论文选题是《从小脚女人到奥运冠军》。 为了这个课题，她跑遍了各大图书馆，甚至找到了上世纪60年代女乒运动员的日记手稿。 3.5万字的英文论文在答辩时获得了考官们的高度评价，他们认为这项研究填补了中国女性体育史的空白。 得知这个消息，萨马兰奇先生特意来信祝贺，称她"真正掌握了与国际社会对话的钥匙"。 2003年，邓亚萍又向更高的学术目标发起挑战，开始攻读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奥运经济。 此时她还兼任北京奥组委的工作，不得不频繁往返于中英两国。 最忙碌的时候，她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 申请博士时还有个插曲：萨马兰奇先生起初不愿写推荐信，认为她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实际工作上。 邓亚萍连夜飞往瑞士，向这位体坛前辈解释："研究奥运经济，正是为中国体育事业的长远发展铺路。" 最终她的诚意打动了萨马兰奇，也得到了剑桥大学的录取通知。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邓亚萍站在国际奥委会的讲台上，用流利的英语向与会代表阐述她的奥运经济模型。 一位欧洲委员惊讶地说："难以置信，你就是当年那个连字母表都认不全的中国姑娘？" 她微笑颔首，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一刻，距离她在清华课堂上坦诚自己英语水平的那天，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一年。 这十一年间，邓亚萍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永不言弃"。 从运动员到学者，从世界冠军到国际体育事务的参与者，她完成的不只是身份的转变，更是一次次对自我的超越。 当有人质疑"运动员学什么外语"时，她用实际行动证明：学习没有界限，只要肯付出，任何人都能在新领域开辟天地。 主要信源：（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