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6年，永琪25岁病逝，乾隆悲痛欲绝，没曾想竟按太子的规格举办了葬礼。可奇怪

1766年，永琪25岁病逝，乾隆悲痛欲绝，没曾想竟按太子的规格举办了葬礼。可奇怪的是，一个月后，乾隆突然下令处死为永琪治病的几位太医：“你们都得为他陪葬！” 1766年的秋天，紫禁城的银杏叶落得满地金黄，可养心殿里的气氛却比腊月的冰窖还冷。二十五岁的永琪刚咽气那会儿，乾隆攥着儿子渐渐凉透的手，直挺挺地站了半个时辰，直到太监们跪了一地劝“龙体要紧”，他才猛地瘫坐在龙椅上，发出一声像被掐住喉咙似的呜咽。 这可不是普通的皇子薨逝。永琪是乾隆最疼爱的儿子，骑射功夫在阿哥里数一数二，还能熟背满汉蒙三种文字，前年圆明园失火，是他背着乾隆从浓烟里冲出来的。宫里早就有风声，说这孩子早晚是储君的料。 可谁能想到，一场风寒竟拖成了骨疽，从腿上的一个小疮开始，烂得越来越深，最后连床都下不了。太医们换了一波又一波，太医院的药材堆得像小山，乾隆甚至亲自守在病床前，亲手喂药，可终究没留住人。 出殡那天，乾隆下了道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旨：按太子规格办葬礼。明黄色的棺椁，八十一个杠夫抬着，亲王贝勒都得披麻戴孝，连谥号都拟好了——“纯”，这可是只有太子才配用的字。内务府的人偷偷嘀咕：“这是把没说出口的储君名分，全给补回来了。” 葬礼后的一个月，乾隆像变了个人。不上朝，不看奏折，天天守在永琪生前住的景阳宫，摸着儿子用过的弓箭发呆。太监们大气不敢喘，谁都知道，这是风暴前的平静。 果然，十月初一那天，乾隆突然从景阳宫出来，脸色铁青地往太医院走。太医们正在整理永琪的病历，看见皇帝进来，“噗通”一片跪了下去，为首的李太医颤着声问：“陛下……有何吩咐？” 乾隆没看他们，径直走到药柜前，拿起一包没开封的人参，指甲掐着纸包问：“永琪病重时，你们说这野山参能吊命，为何他喝了反倒吐了血？” 李太医额头冒汗：“回陛下，阿哥那时体虚……虚不受补……” “虚不受补？”乾隆猛地把人参摔在地上，纸包裂开，参须撒了一地，“那你们给开的外敷药膏呢？他说涂了更疼，你们却说‘排毒’，排到最后，腿都烂穿了！” 他一步步逼近，龙袍的下摆扫过地上的药渣：“朕问你们，到底是医术不精，还是有人敢糊弄朕？” 太医们吓得魂都没了，一个劲儿磕头：“臣等不敢！实在是阿哥的病太凶险……” “凶险？”乾隆突然笑了，笑声里全是寒意，“永琪才二十五岁！你们治不好他，留着这双手何用？”他转身冲门外喊，“来人！” 侍卫们鱼贯而入，手里的刀鞘碰撞着发出冷响。乾隆指着地上的太医，声音像淬了冰：“永琪在天有灵，定恨你们无能。你们都得为他陪葬！” 李太医瘫在地上，嘴里直念叨：“陛下饶命啊！臣等尽力了……”可乾隆已经转身往外走，龙袍的影子在药柜上晃过，没再回头。 那天下午，太医院的哭声传到了宫外。有人说，那些太医根本没做错什么，骨疽本就是绝症，换谁来都治不好；也有人说，乾隆是太疼儿子了，总得找个地方撒气，太医们成了替罪羊。 只有景阳宫的老太监知道，头天晚上，他听见皇帝对着永琪的牌位喃喃自语：“儿啊，爹留不住你，总能让些人陪着你……黄泉路上，别太孤单。” 处死太医的旨下去后，乾隆又去了趟景阳宫，把那把永琪用过的弓箭抱在怀里，坐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时，他对着空无一人的屋子说：“其实爹知道，不怪他们……可爹心里疼啊。” 窗外的银杏叶又落了一层，像铺了层金箔。只是那金光里，裹着的全是帝王家说不出口的无奈——坐拥天下，却留不住一个儿子；能让所有人为他陪葬，却换不回儿子再喊一声“皇阿玛”。 后来，景阳宫的弓箭被收进了库房，落了厚厚的灰。但宫里的老人都记得，那年秋天，皇帝为了一个早逝的儿子，办了场太子的葬礼，杀了一群无辜的太医，像个失去理智的寻常父亲，把所有的疼，都变成了旁人看不懂的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