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专卖法： 必须修改了。 自1983年《烟草专卖条例》颁布确立专营制度，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正式施行以来，这一法律体系伴随中国社会经济走过四十余年历程。在不同历史时期，它既以垄断经营筑牢了万亿级财政基石，又通过质量监管守护了市场秩序。但随着新型烟草兴起、控烟共识深化与市场经济完善，烟草专卖法正站在需要与时俱进的变革节点——不是简单废止，而是以系统性修订回应时代之问。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对现实的适配性，而当前烟草专卖法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市场生态的深刻变化。1980年代确立的专营制度，有效解决了当时烟草市场散乱差、质量无保障的问题，使行业走上规范化轨道。但如今，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的快速发展，已让传统监管框架出现明显空白。此前因缺乏明确法律依据，新型烟草市场一度乱象丛生，质量安全与未成年人保护问题凸显，直到条例修订才将其纳入监管范畴。这种"事后补位"的监管模式，暴露了法律对新兴业态的应对滞后，也印证了修订工作的紧迫性。同时，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虽保障了秩序，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竞争活力，导致产品创新动力不足，消费者选择空间受限，与市场经济下的公平竞争原则形成张力。 公共健康需求的升级，更对烟草专卖法提出了刚性要求。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显示，吸烟是多种疾病的首要危险因素，我国每年因吸烟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数十万。作为批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国家，我国控烟责任不仅关乎国民健康，更涉及国际承诺的履行。但当前法律在控烟力度上仍有短板：烟盒健康警示面积远低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公共场所无烟立法仅覆盖16%人口，与"全面控烟"的社会期待存在差距。烟草专卖法虽包含保障公众健康的条款，但在税收调节、销售限制等实操层面缺乏精准设计——专家指出，我国烟草税仍有提升空间，而提高税收正是减少消费、增加健康收益的有效手段，这种制度设计的缺失亟待通过修法弥补。 法律体系的内在统一，要求烟草专卖法完成与现代法治精神的衔接。随着《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修订，烟草专卖法部分条款已出现衔接不畅问题，影响了执法统一性。更值得关注的是反垄断视角下的制度平衡：法律赋予的垄断地位虽为控烟和财政保障提供了便利，但也存在抑制竞争、阻碍创新的风险。实践中，部分烟草批发企业曾存在搭售行为，损害消费者自主选择权，虽经条例修订予以禁止，但根源性的垄断与竞争平衡问题仍需在法律层面深化解决。此外，如何在保障国家利益与尊重公民健康权、选择权之间找到平衡点，已成为新时代法治建设需要回应的重要命题。 修法不是对原有制度的否定，而是在守正中实现革新。从国际经验看，既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烟草管理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监管框架——加拿大实行宽松许可制，新加坡采取严格禁止政策，均与其国情相适配。中国的修法之路，应立足"保障公共健康、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国家利益"的三重目标，构建更具适应性的制度体系。在监管上，需完善新型烟草全链条标准，明确生产、销售各环节责任，同时优化许可证管理，在规范中释放合理竞争活力；在控烟上，应强化税收与价格联动机制，扩大健康警示范围，严格限制青少年接触渠道；在法律衔接上，需厘清与反垄断法、行政处罚法的边界，形成监管合力。 烟草专卖法的修订，本质是在多重价值间寻找最优解：既要保留其在财政保障、质量管控上的制度优势，又要破解其在竞争活力、控烟力度上的现实困境。四十余年的实践证明，专卖制度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垄断本身，而在于通过科学监管实现"有序经营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当社会从"解决有无"走向"追求品质"，从"财政优先"转向"健康优先"，烟草专卖法唯有以修订回应时代需求，才能延续其法律生命力，为烟草行业可持续发展与全民健康守护提供坚实保障。这不是法律的终结，而是其顺应时代的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