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6日，解放军快进成都时，张大千靠国民党高官张群，拿到最后三张飞台北的军用机票，带着四夫人徐雯波，和几十幅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登机。 飞机螺旋桨的轰鸣声中，徐雯波抱着别人的孩子登上了飞机。 这个19岁的母亲，亲手把三岁的女儿心碧和两岁的儿子心建留在了成都。 那个被她抱着的三岁女孩心沛，是张大千第二位夫人黄凝素的孩子。 一个母亲要有多大的决绝，才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麻烦看官们右上角点击一下“ 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作为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张大千的名字早已和那些敦煌壁画、泼墨山水紧密相连。 但是，背后那个与亲情天平斗争的男人，却鲜少有人真正关注，对于他而言，艺术似乎总是第一位的，哪怕是亲情，也在他坚硬的艺术铁链下，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当时，张大千在敦煌的临摹，几乎是整个艺术生涯的巅峰，他在黑暗的洞窟里，举着蜡烛，一笔一笔描绘着敦煌壁画上的飞天、人物、山水。那时，他几乎是生活在这些画作中，壁画中的色彩、线条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他不仅要翻阅古籍，还得亲自摸索画法，甚至得跑遍周围的村镇，搜集颜料，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他沉浸于创作，创作也成了他唯一的慰藉。 然而，艺术的重量却让他无视了自己身边的亲人，就在那些壁画临摹的日子里，张大千已经不再是一个全心全意的父亲与丈夫，家庭和艺术的关系，成了他生活中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妻子、孩子，甚至那三张机票的分配，都是他艰难选择的结果。 1949年，张大千准备带着一部分家人和这些珍贵的艺术作品离开大陆，他的机票只有三张，这时的他，已经从一个名满天下的艺术家，变成了一个游离的流亡者，在这三张机票的分配上，他没有给孩子们留位，甚至没有给最年轻的四夫人徐雯波留下位置。剩下的名额，他留给了那个年轻貌美的徐雯波和他的画作。 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张大千只是忙于艺术，无法顾及家庭的琐事，可是，细想一下，这份执着背后，却是巨大的自私和无奈。 他带着家人和壁画飞往台湾，把艺术捧在手心里，却冷落了自己年幼的孩子。临行前，心碧和心建无疑是最受伤的。他们分别才三岁和五岁，在机票旁，他们成了没有立场的牺牲品。 离开时，心碧哭得撕心裂肺，抱住母亲的腿，嘴里叫着“妈妈带碧儿走”，而心建则因为年幼不懂，只是无声地哭着，那一刻，张大千的心是否曾动摇？他又是否意识到，这些泪水，甚至是未来几十年的疏远与痛苦，都是他所亲手制造的？那一时刻，或许他才真的意识到，艺术是无法代替亲情的。 不久之后，张大千带着这些画作在台湾如鱼得水，他的艺术得到了更大的认可。几十幅敦煌壁画，作为他与历史、文化连接的纽带，成为了艺术界的瑰宝。 可这些艺术作品的背后，隐藏的是一段断裂的亲情，当他把壁画藏在台北故宫时，他的孩子们已经远在故乡，渐渐长大，却再也没有父母的关怀。 这位艺术家，直到多年以后才终于悔悟，徐雯波在台湾多次请求张大千接回孩子，但他总是以“再等一等”为由搪塞。 最终，等来的是孩子们渐渐长大的孤独和痛苦，而“等”也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空白，直到两岸通航时，徐雯波才得知，那些她曾为之痛苦流泪的孩子，早已步入了老年，早已经记不清母亲的面容。 这些年，张大千的画笔描绘了无数的山水、人物，但他始终未能描绘出那两张永远留在他心中的脸庞。 那些壁画，成为了他引以为傲的艺术遗产，但每一幅画中，似乎都藏着他错过的亲情与遗憾，而在这些美丽的画作中，浸透的不仅是墨水与颜料，更是一个父亲在艺术与亲情之间做出的选择。 张大千的艺术造诣无人可比，但他所做的选择，也许永远也无法弥补他所失去的亲情。 尽管那些壁画成了世人津津乐道的瑰宝，但艺术，始终无法弥补亲情留下的缺口。无论多么精美的画作，也无法代替孩子们心中缺失的那一份温暖，无法替代一位母亲心底的愧疚，也许，艺术和亲情之间，永远无法找到完美的平衡。 信息源： 《万里投荒寻桃源——张大千的八德园岁月》·张大千官方网站·20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