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张灵甫的妻子王玉玲应邀参加抗日纪念活动时一张罕见的留影，她一辈子都没有改嫁独自一人把儿子扶养成人 2005，抗战胜利六十年，身边站着成年的儿子，旁人看热闹，她像在同旧影打招呼。 旧影的时间往回拽，到1928年6月，长沙营盘街66号，那座带花园的三层小楼。 一个“王百万”的家族，规矩比院墙还高：女儿睡觉要侧卧，放学掐着六点回院，晚了连坐，全家不准动筷。伯父在烟土督察处，脾气像铁钉；围墙也因为邻校一个男生扔东西，硬生生加了五尺。 五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辞掉男佣，守节一辈子，后来活到一百零二。 家里钱多，嘴上不许高声，脚步不许快走，电影别想看，和男生说话更是免谈。 1937年战火开了门，她跟着家里一路躲，沅陵、衡阳、贵州，哪里安就在哪里读书。教会女校多，话少，心门锁得紧。 对日本货斩钉截铁地说不，连目光都不肯给。 到1943，十五岁，连烧茶都不会，家务动不得。可到了1947，长沙一家理发店，镜子里蹿进来一个一米八九的身影，黄埔出身，四十二岁，打过硬仗，眼睛盯得太直，被她从镜里赏了个冷冷的杏眼。 就这一瞪，把门轴拧动了。 她十七，他大二十五。母亲拦，理由很老：军人的命，说不准。她还是点头，半是觉得战争已胜不会再上阵，半是看见了那种可靠的父性。 婚后的两年，他讲诗词、讲典故，前线来信里连鱼缸都安排，花该种在哪一角都画了图。 1947年3月9日，她在家生下男婴，电话那头笑声透过来，问嗓门响不响，还夸她心善，日后儿孙满堂。 两个月后，孟良崮的山里没了回路。 天塌下来的声音，谁都听见。她十九岁，肩上忽然多了一家人的分量。1948年下半年，城里人马陆续往台湾挪，她先把母亲与孩子安在长沙，再渡海去打点。 到了台北，靠带来的细软支撑日子，有人自称热心肠说能“弄活水”，她把几乎全部积蓄交出去，血本无归。烈士抚恤每月有几十斤大米和油，聊作口粮。不愿伸手要人情，也不肯随便去个“神秘单位”上班，连三轮车钱都不值当。主意拐了个弯，盯向美国。 孙立人帮着打点通道，蒋先生批了五千美金。钱一到手，她先花了四千多置衣，这不是轻浮，人在异乡，总得有体面当铠甲。 又卖掉台北的房子，1952年从香港转船转机，落在纽约大学的财会课堂。 上午上班，午后进教室，晚上写账本，近十年都这么过。 先在广东人开的进出口公司磨手，再进美国航空做财会，第一份像样的工资落袋，心底那口气才稳下来。 其间还把钱往台北寄，等站稳脚跟，再把母亲与孩子接到身边。她会在华美协会帮人跑手续，也会在交接簿上咬字眼。到1978年，从航空公司退下来，拿完一次性退休金，转身投向儿子的公司，坐到最老资格的“财务总监”位置上。 往内地的路一直开着。1973年9月，周总理请她回国，同机的还有杨振宁。 会见那天，总理拖着病体，说起黄埔政治部主任的旧事，也念及“优秀的将才”。那句“没把他争取过来，我有责任”，像一记叩门，泪就下来了。后来一年回国一两次，也去台北看旧部。 1975年，五十位同窗来信相邀，夸她玉骨冰心。1984年的国庆，登上城楼，与邓颖超并肩。1997年，她把老母亲带回长沙，住了五年，老人安安静静地走完一百零二个年头。 那时她七十五，往上海挪，儿子在那边经商，她自己偏要租房，互不打扰。闲下来盯新闻，顺手炒炒股，赚赔由天。接受采访会先把领口抹平，说起往事能说到深夜。 一次硬是录到凌晨一点，第二天被家人发现中风，命运把她摁在床沿坐了会儿，又放她起来。 再说不改嫁这桩事。 追的人不少，有人开口就是四百根金条，也有法国商人来敲门。她都谢绝。 旁人替她惋惜，她心里有算盘：母亲守了近七十年，她也有那股劲儿；婚姻只活了两年，正好停在最好看的一页。他曾被流言挑拨，回家立正行军礼道歉，说手不放下就不作罢；还说过“要是你真走，进深山去老死”。 年轻时听着肉麻，到了晚年，这几句话像火盆，暖手。 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在长沙看《红日》《南征北战》，一句“还不如他英俊”，轻轻落下，像替心里的人正了个名。 回望孟良崮是在2007年，蝙蝠洞口摆上祭品，说“愧疚”，提笔写“和平统一”。 字很稳，像给自己也给这个时代留个交代。 她在上海浦东玫瑰园立衣冠冢，碑上刻诗：“当年有幸识夫君，没世难忘恩爱情。 四七硝烟伤永决，凄凄往事怯重温。”风过来，字像要动。对日本，她一条线拉到老，日货不买，不正眼看。对房子也有主见，买了几回都赔，干脆说租比买强，利落。 对儿子的路看得清，不准从政，不准参军，去做生意，她在账后坐镇。 那张照片的年份是2005，她与儿子在北京参加纪念活动，国家领导人接见，代表亡夫领纪念章。 人群里她不张扬，像习惯了风浪的桅杆。 在2021年10月9日，上海，这位长沙走出来的女子九十三岁，安静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