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一个叫叶依奎的老头哆哆嗦嗦地回到大陆。下了飞机，他没回家，直奔组织，当着所有人的面，他撕开自己棉袄的内衬，掏出一份发黄的名单，说：“我叫谢汉光，我回来了。 20块，当年够买两斤猪肉，却买不回一个名字。 谢汉光把第一张10元钞票叠成方块，塞进贴身口袋，另外一张换成零钱，买了包大前门、一瓶高粱，夜里蹲在出租屋楼顶，对着海峡方向点烟。火光明明灭灭，像给亡友打信号：兄弟们，我还活着，可我得先证明我是谁。 证明之路比想象难。大陆这边档案缺页，台湾那边档案更绝——“谢汉光”早在1950年就被列入“死亡”名册，照片、指纹、血型全销号，只剩一个冷冰冰的“失踪”。民政局同志皱眉：“老爷子，您再想想，有没有人能证明您？”老头苦笑：证人？要么被枪毙，要么还在台湾种地，用的都是假名。 他只好自己当自己的侦探。 第一步，回广东丰顺老家。 cousin 家老屋早塌，他跪在瓦砾上磕三个头，从土里挖出半块青砖——上面刻着“汉光民国三十五年书”，是他离家时刻的留言。砖块被装进布袋，成了“物证一号”。 第二步，找老战友。他凭着记忆里的地址，给台湾苗栗县某村写信，收信人写“刘水发”——当年一起搞地下电台的伙伴。信里没提真名，只问：你还记不记得1948年冬天，我们一起在山上烧过木炭？信寄出两个月，回执来了：人已搬走，查无此人。谢汉光蹲在邮局门口，眼泪鼻涕一把，却死心眼不肯放弃。 第三步，也是最笨的一步——写回忆录。他买来小学生作业本，每天趴在小饭桌上写，一笔一划，像给组织写交代材料，又像给妻子写迟到四十年的情书。写完一本，就骑车去县城复印，再寄往各地党史办。稿子堆起来一尺高，邮费花掉他半年补助，他却乐呵：“字在，我就在。” 转机出现在1993年。 一位曾在台湾“保密局”服役的老兵，回乡探亲，在茶馆听到有人聊“叶依奎找身份”，插话：“我当年押送过一批共谍，名单里好像有个谢汉光。”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村干部把话传给县台办，台办立刻派人记录。老兵回忆：人高高瘦瘦，右手虎口有疤——和谢汉光特征对上。于是，这份“敌特档案”反而成了“活证明”。 1994年冬天，广东省组织部终于下达文件：认定谢汉光同志“潜伏台岛从事地下工作”，恢复党籍，补发离休干部待遇。那一刻，老头捧着红头文件，哭得像个孩子，嘴里反复只有一句：“我回来了，我真的回来了。” 待遇补发，他一分钱没留，全捐了——给乡里小学修图书馆，给村里老人买助听器。有人不理解：“苦了一辈子，不留点养老？”他咧嘴笑：“我这条命是借来的，能还一点是一点。” 1996年，他终于在烈士陵园给老战友们立了碑，碑上没刻“叶依奎”，只刻“谢汉光及无名战友”。他站在碑前，敬了一个不太标准的军礼，右手虎口疤痕在阳光下泛白，像一条沉睡的龙。 故事到这里还没完。1998年，他在村口遇到一个小女孩，问他：“爷爷，你为什么总看星星？”他蹲下，指着天边说：“爷爷以前在那边迷路了，现在得记住回家的路。”女孩把这话写进作文，题目叫《迷路的星星》，后来拿了全县作文比赛第一名。 1988年带回来的那张发黄名单，如今被珍藏在县档案馆，上面十九个名字，十九个“失踪”。谢汉光每年清明都去，用毛笔把褪色的字描黑，边描边念：“兄弟们，再等等，只要还有人记得，你们就没真正消失。”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