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老师突然问到：“太阳中心的温度是多少？”李政道脱口而道：“我从书上看过，大概1000万度。”费米听完批评他：“你这样是不行的！” 换旁人可能还委屈，书里写得明明白白的数，怎么就不行了？可那会儿的李政道刚从中国摸到美国，连完整的大学文凭都没有，全靠费米一眼相中他的灵气，才破格收进芝加哥大学当研究生。 费米哪是挑数字的错，毕竟1000万度本就是当时学界的普遍猜测，他气的是这小子只捡现成答案，压根没琢磨过这数字是怎么来的。当天下午，费米直接把他拉到实验室，扔过来一堆公式和数据：“别跟我说你看过什么，现在自己算，算到能说清每一步为止。” 李政道熬了三个通宵，从恒星内部的引力平衡算到氢核聚变的能量阈值，铅笔头削了半盒，才算出个八九不离十的1000万度。可这回再开口，他不光能报数，还能顺着公式讲清恒星为啥不会塌、聚变温度咋测算，连误差可能出在哪都门儿清。谁能想到，费米这顿不留情面的批评，愣是把个“背书好手”拧成了“追根究底的研究者”。 打这起，李政道做学问就跟钻牛角尖似的。1956年他和杨振宁琢磨弱相互作用，盯着“宇称守恒”这个学界公认的铁律死磕，别人都觉得他俩瞎折腾，他偏要从实验数据里扒漏洞，最后硬是拿出一套推翻旧理论的推导，次年就把诺贝尔奖捧回了家。 31岁拿诺奖的风光背后，全是当年费米教的“不看答案看过程”的本事。后来他搞出的“李模型”，把复杂的场论问题拆解成能算的简单模型，至今还是粒子物理课本里的经典案例，这股子“拆透了再建”的劲头，全是当年算太阳温度练出来的。 可李政道没把这本事藏着掖着。上世纪70年代回国，他更是直言：“基础科学清如水，应用科学生游鱼，水干了鱼就活不成。”这话可不是空谈，他转头就牵头搞起了CUSPEA项目，帮九百多个中国学生敲开美国顶尖物理系的门，考题全是费米当年那套“推导题”，压根不考死记硬背的知识点。 后来又掏自己的钱设“䇹政基金”，资助大学生做科研，要求特简单：“不用写漂亮报告，只要能说清实验里的疑问就行。” 到了晚年，90多岁的他还泡在实验室里，盯着高温超导和中微子研究不放，助手递来文献他都先问：“数据是自己测的吗？推导有没有漏洞？”那股较真劲儿跟当年被费米批评时一模一样。 2024年8月他走了，11月骨灰归葬苏州东山，跟去世多年的夫人秦惠䇹团聚。墓碑上没刻多少头衔，可那些靠他的基金起步的学者、被他的理念影响的科研政策、在他的模型基础上延伸的新理论，全是他留下的遗产。 要是当年李政道只满足于背个温度数字，说不定就没有后来的宇称不守恒突破，更没有中国基础科学的这股子“钻劲儿”。费米当年骂他“不行”，其实是怕他丢了做学问的根；而李政道这辈子最厉害的，就是把这根扎进了自己的研究里，又长成了荫蔽后辈的树。这可比记住一万个标准答案都管用多了。 参考资料： 华夏经纬网 《李政道与导师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