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特务头子毛森抓了一个交际花小姐，审讯时，毛森用刀划开她的衣服，轻蔑问

1949年，特务头子毛森抓了一个交际花小姐，审讯时，毛森用刀划开她的衣服，轻蔑问道：“招还是不招？”说着就把烟头烫在她的锁骨上！ ———下面接着扒，用大白话把“红酒+砖缝”说透——— 烟头烫下去，“滋啦”一声，肉香混着烟臭，刘惜芬愣是没吭声。她脑子里飞快转着：今晚鼓浪屿涨潮，联络船七点靠岸，要是把情报断了，前线就得少一批急救药。毛森见她咬牙，抬手又是一烟头，这回按在手臂内侧，皮开肉绽。他大概不知道，眼前这个烫得满身水泡的女人，上周还在舞池里跟他手下参谋长跳探戈，一边转圈一边把“金门增兵一个团”的消息转进耳机——耳机藏在波浪假发里，外表看只是时髦小姐的珍珠发夹。 刘惜芬的“双面人生”从1946年就开始了。白天她是“厦门百乐门”的头牌舞女，晚上是代号“玫瑰”的地下交通。她给自己定了三条死规矩：第一，舞池里只穿高开衩旗袍，方便把情报卷成细纸卷，塞进袜口；第二，喝酒永远只抿一口，剩下的趁转身吐进香槟桶，怕醉后说漏嘴；第三，从不跟任何人谈感情，连组织派来的新联络员都只认暗号不认脸。就靠这三条，她在狼窝里混了三年，没出一次岔子。 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1949年8月，解放军逼近厦门，特务像疯狗一样到处抓人。刘惜芬原本可以撤，但她听说前线急需“厦门港布雷图”，一咬牙决定再干一票。她盯上了海军后勤处长王胖子，此人是百乐门常客，好色又贪杯。刘小姐请他跳伦巴，三圈下来，王胖子已经飘了，把随身携带的公文包往桌上一扔：“宝贝，给你看看大炮口径！”包里正是布雷图照片。刘惜芬借补妆之名进洗手间，用微型相机“咔嚓咔嚓”全拍下来，胶片塞进口红筒，再把空包原样放回。舞散人走，她以为天衣无缝，却忘了王胖子身边还有个副官——此人正是毛森的眼线。 两天后，刘惜芬在码头被捕。毛森亲自审，想从她嘴里撬出整个厦门地下网。于是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刀划旗袍、烟头烫肉、竹签钉指甲，花样换了一茬又一茬。刘惜芬被折磨得血肉模糊，依旧只有一句话：“我只是一个舞女，什么也不知道。”毛森气得拍桌子，叫人把她倒吊在梁上，用皮鞭蘸盐水抽。据看守回忆，那晚整层楼都是血腥味，可女犯人没喊过一声疼。 狱友们偷偷给她送水喝，她摇摇头，用口型说“别管我”，声音轻得像蚊子，却字字清楚。她知道，只要自己多扛一天，外头的同志就能安全转移一天。第九天，特务把她的母亲和十岁的弟弟抓来，当着她的面打孩子耳光。母亲哭到昏厥，弟弟嘴角流血，刘惜芬眼里第一次涌出泪，却还是摇头。毛森冷笑：“你以为不说就完了？我要让你看着他们死！”就在当晚，解放军炮火逼近厦门城，特务仓皇撤退，刘惜芬被押到鸿山崖，身中三枪，推下悬崖。那一年，她25岁。 后来，厦门解放，人们在鸿山崖下找到她的遗体，身子已经僵硬，手里却紧紧攥着一团东西——是那只口红筒，里面的胶片被石头砸得粉碎，但布雷图轮廓仍依稀可辨。解放军靠这张残片，硬是把港口水雷扫出了一条通道，物资船顺利进港。追悼会上，组织给她记特等功，墓碑却只刻了三个字“玫瑰红”。战友们说，她生前最爱穿玫瑰色旗袍，那就让这抹红，永远开在厦门的海风里。 我去年去鼓浪屿，在旧址门口站了很久。老别墅墙砖缝里，还夹着半片干枯花瓣，颜色褪成淡褐，像被岁月烫了个疤。讲解员小姑娘说，这是刘惜芬当年藏情报时顺手塞的玫瑰瓣。我摸了摸，指尖一阵刺痛，仿佛那支玫瑰还在倔强地开。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所谓“交际花”，只是敌人给她的标签；在人民心里，她是一朵带刺的玫瑰，刺向黑暗，开向光明。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