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本想打造一支仁义之师，为啥湘军的军纪越来越差？ 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太平军军

曾国藩本想打造一支仁义之师，为啥湘军的军纪越来越差？ 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太平军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而清军则是“兵过如蓖，官过如剃”。 曾国藩分析时局，认为要想干赢太平军，也得打造一支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 于是，曾国藩训练湘军时，经常强调“爱民而造福，扰民则造孽”。他还创作了《爱民歌》，要求所有官兵都必须熟唱：“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在曾国藩的三令五申下，早期的湘军，群众纪律确实比较好。 然而没几年，湘军完全变了，军纪越来越差，屡屡屠城，连小孩都不放过。 1854年，湘军攻打武昌，湘军中唯一的满人将领塔齐布进扼洪山，负责截击从武昌撤离的太平军。 战斗中，塔齐布看到不少太平军士卒跳水而死，动了恻隐之心，命人救出数百儿童。 曾国藩得知后，把塔齐布叫到跟前大骂一顿，说慈不掌兵，对待逆党就该“诛根尽绝”。 塔齐布不服，反驳道：“俘虏中有很多被迫从贼的老百姓，如果不加分辨，滥杀无辜，恐怕会失了人心啊！” 这太讽刺了，一个满人为汉人孩童求情。而一个汉人却嚷嚷着对同族斩草除根。 曾国藩不占理，便喋喋不休，要求塔齐布起码要处决一批“悍勇之人”立威。 碍于曾国藩是上级，塔齐布只得杀了几个“应杀之人”，其余全部释放。 曾国藩不是口口声声要求“军民如一家”吗？怎么说话如放屁呢？ 两方面原因。 天京事变之前，湘军碰上太平军，占不到便宜。曾国藩被打得四次陷入绝境，两次因兵败羞辱欲跳水自杀。为了扭转战局，他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 至于“爱民”，曾国藩口头上还是倡导的。但他把“民”分为“良民”和“刁民”。 所谓“良民”，就是支持朝廷镇压起义武装的人。 所谓“刁民”，就是参加或同情起义武装的人。 前者要拉拢，“不可欺负”他们。后者不必爱，见一个杀一个。 站在统治阶级立场，曾国藩的区别对待也没问题，乱世当用重典嘛。 问题在于，谁是“良民”，谁是“刁民”，老百姓说了不算，而是湘军的前线将领，也就是曾国荃、李续宾那帮人说了算。 朝廷没钱，湘军需要自筹军饷。前线将领能怎么办，只能杀呗。管他是刁民、良民。杀完之后再掘地三尺，搜刮财富。 在湘军基层军官和士兵看来，维护孔孟之道，那是读书人该操心的是。跟自己没关系。咱当兵卖命就是为了升官发财。 如此，屠杀、掳掠便成为常态，谁也无法阻止。曾国藩也不行。 第二个原因，朝廷不信任湘军。 湘军这么能打，八旗军又那么弱。你老曾收拾了太平军，下一步是不是要驱逐鞑虏了？ 无论曾国藩有没有“创业”的想法，起码在当时不能展露出来。 为了证明没有二心，曾国藩只能反复向朝廷炫耀自己如何虐杀汉人。 如1854年11月，湘军攻陷大冶，俘虏一百三十多名太平军，全部斩首。曾国藩在奏折中称“仅予枭首不足恨，概令剜目凌迟”。 一年后，湘军在蒲圻俘虏七十余名太平军，全部斩首。曾国藩在奏折中称“杀之以祭壕头堡阵亡将士，诸勇犹痛憾切齿，争啖其肉。” 斩首不解恨，还要挖眼珠子、凌迟、分食尸体。这也是印证了那句老话：“二鬼子往往比鬼子更凶残”。 咸丰皇帝看多了此类奏折，也觉得过于变态，便告诫曾国藩：”剿贼固重，但也要注意方式方法，不宜再兴酷虐之法，使老百姓怨声载道。” 然而曾国藩已经杀人成瘾，居然在上奏中回怼，说“发匪猖獗，克城奕以多杀为妥，不敢假托仁慈而误大事，自当以杀止杀。” 言外之意，好人你来做，坏人我来当。 不料，曾国藩的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咸丰并不领情，严厉斥责一番：“社会上有那么多贼寇，还不是因为你们杀戮过甚吗？你差不多得了！” 曾国藩被批了一顿，继续反驳，说陛下你错了，如今贼寇遍地，恰恰是因为之前的官员不作为，留下许多该杀之人。我现在是亡羊补牢，给前人擦屁股呢。 由于镇压太平军离不开曾国藩，咸丰皇帝也不争了，爱咋咋地吧。 而天京事变之后的太平军，军纪也出现了断崖式下滑，也开始通过掳掠百姓维持补给。 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太平军来了，先把江南百姓刮一遍，老百姓盼着朝廷官军来。结果湘军来了，再刮一遍，然后全部突突——但凡与太平军有过接触的，杀无赦！ 杀到之后，曾国藩的目的达到：“使民之畏我，远过于畏贼。” 老百姓生无可恋，只希望早点结束这乱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