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40多岁的王钧胜在外打拼多年，生活枯燥且孤独。某天，偶然间走进了一家按摩店，遇见了31岁的按摩女梅玲。梅玲不仅长相甜美，性格也温柔，这让王钧胜瞬间动了心。两人由此相识，王钧胜开始了对梅玲的追求，频繁发消息、关心对方。然而，梅玲似乎并不急于回应王钧胜的感情。她时常以工作繁忙或身体不适为借口回避他的邀约。 在一次梅玲告诉王钧胜她信用卡欠款即将到期，心情焦虑时，王钧胜出于关心，便自愿转账15000元给梅玲解决燃眉之急。梅玲收款后心情明显好转，并提出去王钧胜家里拜访。两人发生了关系，而此后，梅玲对王钧胜的态度逐渐冷淡。尽管王钧胜多次尝试联系她，却始终得不到回应，最终他愤怒地将梅玲告上法庭，要求她返还这笔15000元。 然而，梅玲的回应却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她称这15000元并非借款，而是王钧胜对她侵犯后的补偿。她还坚称，王钧胜提出的赠与合同已经完成，不需要归还。 这一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这15000元到底是赠与、借款，还是补偿？法院如何认定，王钧胜和梅玲之间的金钱交易将决定案件的走向。 王钧胜的诉求明确：他认为梅玲接受这15000元是为了与自己建立恋爱关系，然而，在两人发生关系后，梅玲的态度急剧转变，对其避而不见。这使得他认为这笔钱并非无偿赠送，而是通过金钱交换承诺，即梅玲接受了这笔钱作为进入恋爱关系的条件。因此，王钧胜要求梅玲返还这笔钱，认为她在感情上没有履行承诺，属于骗取财物。 在法律上，王钧胜主张的是《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的“不当得利”，即梅玲接受了15000元，但并未履行承诺，导致王钧胜的财产受损，理应返还。 根据《民法典》规定，赠与是指赠与人无偿将自己的财产转移给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行为。赠与合同在不附带条件的情况下是有效的，而如果赠与中附有条件，比如要求梅玲成为王钧胜的女朋友，那么这种赠与就不成立。 在王钧胜转账时，双方没有明确签订赠与协议，也没有证据显示梅玲明确同意这笔钱是作为赠与合同的一部分，附带着恋爱关系的承诺。因此，从法律角度来看，王钧胜要求梅玲返还这笔钱的请求并不成立。 梅玲在法庭上表示，这15000元并非借款，而是王钧胜自愿赠与她的，并且，她强调这是对她“被侵犯”的补偿。梅玲的这一说法，无疑让案件复杂化。从梅玲的角度来看，这笔钱并不是她主动要求的，而是王钧胜在两人发生关系后主动给她的，称其为“补偿”。她的这一主张显然是要证明，她并非接受了王钧胜的赠与，而是接受了“赔偿”款项。 从法律角度分析，补偿的前提应当是存在明确的侵权行为，且侵权行为需要经过合法程序确认。王钧胜并没有侵犯梅玲的行为，因此梅玲主张的“补偿”并没有法律依据。 《民法典》第650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无偿转让财产的协议。赠与并不需要事前有对价交换，且通常是出于赠与人的自由意愿。然而，在本案中，王钧胜并未与梅玲明确达成赠与协议，他将15000元转账给梅玲时并未明确说明此款项是赠与，且梅玲也未明确表示接受该赠与。 如果梅玲的主张是“补偿”，那么她应提供证据证明王钧胜对她的侵权行为。而从现有证据来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王钧胜有对梅玲进行侵犯的行为，因此梅玲的“补偿”主张无效。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首先确认了这15000元的性质：王钧胜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这笔钱是作为借款或是附带条件的赠与，而只是单纯的转账行为。从两人的微信记录来看，并没有明确的合同约定或附带的条件，梅玲没有同意王钧胜在赠与上附加任何条件，因此，法院认定这笔钱属于赠与。 法院认为，尽管王钧胜转账前表示希望梅玲成为他的女朋友，然而并未在转账时明确表示这一点，因此无法认定这笔15000元带有明确的“交换条件”。由于赠与合同本身没有违法，且没有附带任何不合法的条件或约定，因此法院判决驳回王钧胜要求返还15000元的诉求。 至于梅玲提出的“补偿”说法，法院认为，梅玲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王钧胜曾侵犯她，且没有通过合法渠道主张侵权赔偿，因此这一说法不成立。法院最终认定，梅玲未能合理证明自己的“补偿”理由。 本案强调了赠与与借款的法律界限：赠与不以回报为条件，而借款则需要明确的还款承诺和协议。王钧胜的转账行为虽然发生在他表达了对梅玲的感情后，但从法律角度来看，这是一笔无条件赠与，梅玲无须返还。 该案也反映出情感纠纷中的复杂性，尤其是涉及金钱交易时。无论是赠与、借款还是补偿，涉及双方关系的金钱交易，都可能引发法律纠纷。在处理此类纠纷时，法院不仅要考量合同的合规性，还需判断金钱交易背后的真实意图。社会对情感和金钱的交织应有更加明确的法律规范，以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