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长在军事学院学习,许世友前去探望:啥时候毕业!毕业赶快回去 “老姚,日期定了没有?”1961年11月初,北京西郊的高等军事学院教学楼外,许世友拍了拍对方肩膀,声音依旧洪亮。姚晓程答得干脆:“明年二月初。”许世友皱了下眉,“越快越好,179师离不开你。”对话不长,却把此行目的说得明明白白——这位南京军区司令员最惦念的,还是那支战备值班师。 许世友的焦虑并非空穴来风。1961年底,东南方向的空气有些紧绷。蒋介石一再放风“反攻复国”,南京军区随时可能拉动部队。179师作为战备值班师,第一枪多半要由他们打。师长却被抽调进课堂,难怪许世友着急。 把时间拨回到二十五年前。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太行山区的一个小营地中,薄一波的决死队正在扩编。那一年,19岁的姚晓程从民运干事转到作战连当指导员,连队里的老兵记得他喜欢背地图,半夜都在琢磨线路。1938年春,部队与陈赓的386旅合并,成为后来名声大噪的太岳军区主力。 两年后,晋东南的山路上人喊马嘶。姚晓程已是营副教导员,负责夜袭与交通线破袭。太岳地区地形复杂,常常天黑出发、黎明结束战斗。一次伏击扫尾时,他的左臂被弹片擦伤,包扎好又继续追击,同行卫生员暗地里骂他“命硬”。 1946年夏,国共内战转入大兵团作战。太岳23旅组建完毕,姚晓程升为团副政委。23旅没跟着陈赓渡黄河去豫西,而是留守太岳。在临汾城下,23旅硬啃了东、西二座制高点,给后续梯队打开缺口。临汾一战,敌军巩固工事用的承重钢轨被炸裂,旅里带回了几段做纪念,战士们私下把部队称作“临汾旅”。这一称呼,后来干脆成了179师永远的代号。 1948年5月,华北各路野战军完成合并,八纵改番号为60军,下辖的23旅就是179师。姚晓程任团政委,继续带“临汾旅”在晋中、太原的绞肉机里打出声威。那段时间,他日记里只写了八个字:“练兵、进攻,别留遗憾。” 胜利后南下。179师隶属十八兵团,从湘西进入川北,越过剑门关,硬撬重庆外围。攻城时,姚晓程首次以535团团长身份指挥,火力配置更注重炮兵集中,数小时内突破三道防线。对此,陈赓只留一句评语:“打法稳、速度快。” 1950年秋,179师编入志愿军第三兵团渡过鸭绿江。朝鲜的零下30摄氏度让老兵也直哆嗦。第五次战役尾声,师前卫团在铁原正面堵截,美军夜里火力侦查频繁,姚晓程当时是师参谋长,他找到纤维板改制简易隔音板,替指挥所降噪监听,用偷来的几小时安静,推算出敌人换防节奏。此举让后续反击提前半个小时展开,战例被总参作战部收录。 1955年授衔,姚晓程肩上的三星两杠并不起眼,却意味着他终于从政工干部彻底转型为一线指挥员。此后六年,他没离开过179师。新装备要试打,他在场;战术协同要推演,他坐在第一排。有人戏称他是“带着床铺行军的师长”。 再回到1961年。高等军事学院师级班课程紧凑,大纲主攻合同战役。姚晓程几次在沙盘前推演东南沿海可能出现的岛链争夺。授课教官说他用兵节奏“像节拍器”,不快不慢,却总落在要害。半年的学习其实只让他更想回到旧部,许世友一眼就看出来。 1962年2月,学员一毕业即走人,姚晓程搭乘夜车南下。那时的179师正在安徽黟县深山练兵,帐篷一排排扎在茶园边,湿气大得火柴都打不着。师长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翻看火力连近距离夜射的录像:弹着点偏差半米,他当场叫停,对连长说,“这种水平赶不上福建的浪头。” 6月5日凌晨,南京军区指挥所电话铃声大作,蒋军海空兵力异动。179师、76师、84师奉命进入一级战备,铁路平车连夜装载重火器,24小时后推到闽北前沿。闽江口海风裹着盐味,战士们的雨衣被吹得啪啪作响。福州军区副司令皮定均赶来握手时,玩笑似地问:“临汾旅,胃口还那么大?”姚晓程回一句:“火炮调好就能开饭。”众人都笑了,却没人敢松劲。最终,形势迅速缓和,可这一轮拉动检验了179师的快速机动和海陆协同,也让许世友下了“骨头硬”的评语。 1964年,姚晓程升任60军参谋长,再后一年底坐到副军长位置。战区兵棋桌前,曾经的师长成了军级指挥员,但沉到一线蹲连队的习惯没变。有人见过他在江苏东台堤坝边指挥两栖登陆演练,裤腿卷到膝盖,浑身湿泥。 七十年代初,他被抽调到国家体委担任副主任。好友开玩笑:“你去抓田径?”他笑答:“体委也需要军事思维。”不过,两年后调令又把他送回部队,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继续与钢枪打交道。1983年离休时,他的行李箱里只有一本发黄的《步兵营连攻击战术》。 姚晓程一生没出过畅销回忆录,也很少在公开场合谈战功。有意思的是,临汾战友聚会时他偶尔提一句:“战术不会自己长腿,得有人盯着它跑。”言辞平实,却恰好概括了老一辈指挥员的共性——战况越紧,他越往前线挤,没人劝得住。
最初拟定开国上将名单里,原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建安名列前位,而最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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