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的五大宠臣，在他死后，他们的结局如何？ 【1735年九月初八夜，紫禁城偏殿】“老田，雍亲王不在了，我们还能风光多久？”张廷玉压低声音问了一句。 对话很短，却道破了当时所有老臣的心思。雍正突然驾崩，乾隆即位，朝堂风向转瞬变换。曾经跟着雍正披挂上阵、推行新政的五大心腹，很快就要面对新的天子、新的算盘。史书对他们的结局有笔墨，却往往只写一行冷冰冰的“卒于某年”。若把他们放进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棋局，再看他们人生落点，味道就完全不同了。 雍正十三年以前的朝廷，权力结构紧密得像发条，每一次改革都是雍正与这五人联手完成。田文镜、李卫负责基层执行，鄂尔泰镇西南，张廷玉统筹中枢，胤祥居中调剂，连奏折格式都是他们一起改的。短短十三年，内务府省下了上百万银两，盐务、田赋、火耗一并收束。雍正自己说“朕即夜分批阅折子”，其实不少折子是这几位先过目，再送进养心殿。可以说，他们与皇帝的关系，比传统上下级更像合伙人。 乾隆元年，舞台灯光骤然改变。年轻皇帝嘴上称“念先朝旧德”，骨子里却想留下自己的执政印记。有意思的是，乾隆第一件大动作并不是处置五大宠臣，而是为八阿哥、九阿哥平反，这在朝内外都掀起波澜。乾隆通过这一步告诉百官：先帝的恩怨到此为止，未来的账本由他重新列。五大宠臣没精打采地站在金水桥边，已经意识到好日子快到头。 田文镜是最早退出牌桌的。雍正十三年四月他奉命回河南巡查，七月即暴病而亡。官方说他“积劳成疾”，民间却流传“自知难以再立功”而忧郁成疾。乾隆念其治河有功，赐谥“端肃”，算是体面收场。田家后代继续在地方为官，虽失势，却没有受到追究。若说九子夺嫡中的酷吏多半下场凄惨，田文镜算是难得的例外。 李卫的官帽本就带着“捐纳”标签，却凭一股子狠劲另辟蹊径。乾隆上台后仍需要他管浙闽盐课，于是给了三年缓冲期。可李卫身体硬朗却不敌宿疾，乾隆三年十月病逝。朝廷赠太子太保，追谥“襄恪”，未被清算。坊间常把他和和珅相比，实情却显得平淡：他财产不多，也无派系依附，死后留给后人的只有几本盐政章程。 鄂尔泰的际遇曲线最耐人寻味。雍正托孤时写下“鄂尔泰为朕股肱”，乾隆依旧沿用，可私下并不完全信任这位满洲老臣。贵州、云南改土归流让乾隆获得巨大经济收益，因此对鄂尔泰表面礼遇、暗地削权。雍正十三年，他仍是军机大臣；乾隆十年，重病辞世。乾隆写悼词“文端忠烈”，然而立刻命人整理鄂氏所掌西南驿站银库，确保没有留下潜在的山头势力。 张廷玉是五人里活得最久，也最懂分寸，却依旧没躲过乾隆的性格考验。雍正时，他被允诺“配享太庙”，这是汉臣罕得的殊荣。乾隆表面遵从遗诏，心里却觉得“教化百世者，岂能存汉臣于满祀之间”。张廷玉七十高龄仍披甲值班，只为守住先帝承诺。乾隆十五年，他因一句“臣年迈望归”，被指“怀怨求退”，抄家削禄。去世前，他对家人说：“勿哭，留得史笔自鸣。”后来嘉庆还是让他的牌位入太庙，只是摆在偏殿，名义上“兑现先帝遗命”，实则再一次提醒世人：皇权可以周旋，也可以随时翻牌。 胤祥最幸运，也最悲凉。他死得比雍正早，乾隆继位时，十三爷已入大殓八年。雍正追封其为“诚敬亲王”，并把自己最珍贵的一套《大藏经》赠给府邸。乾隆对十三叔保持敬意，每逢岁时必派人致祭，但同时裁撤了胤祥系官员若干，防止旧人凭宗室关系染指政务。胤祥早年替兄长奔走夺嫡，晚年又帮雍正撑住国库，被称常务副皇帝，然而离世后整个派系迅速消散，说明真正的权力还是唯皇帝个人而存在。 综合来看，五大宠臣的结局呈现出一个规律：凡是雍正手中的“刀子”，乾隆都尽量收回；凡是能带来实际财政收益的人，则保留名义、缩减权限。乾隆并非怀旧，也非刻薄，而是深知要在祖父的光辉与父亲的强势之间找到自己的舞台，就必须淡化上一代的影子。田文镜、李卫功成即退，鄂尔泰功高要削，张廷玉被削后予以恩典，胤祥因先逝而得全身，其实都落在这一逻辑下。 不得不说，雍正十三年打下的制度地基，为乾隆前二十年盛世提供了足够养料，却也让新皇帝背负挥之不去的“雍正色彩”。他要既继承又摆脱，于是五大宠臣成了最好操作的支点。史书只写他们的生卒、官位和谥号，若将政治温度加进去，才看得出当时的宫廷空气有多稠、有多冷。 田文镜回乡墓前，百姓依旧摆猪羊祭他；李卫的故居门楣如今还挂着“清白传家”木匾，颇具讽刺意味；鄂尔泰后人远迁东北，躲过咸同之乱；张廷玉的家书被乾隆下令焚毁，仅存几封残件；胤祥府后来改为恭王府，游人如织，却很少有人想起当年那位“拼命三郎”的影子。这些片段拼接起来，足以说明一件事：在帝国体系里，个人荣辱转瞬即逝，再显赫的宠臣也难逃朝代节拍的快慢。 五大宠臣，有善终，有失意，各自命运差别巨大，但他们的职业轨迹共同指向同一事实——政治不是永恒的靠山，真正稳固的只有制度与银两。乾隆能在位六十年，与其说是“继承康乾盛世”，不如说他及时切断了可能分流权力的旧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