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仅有1名运动员的中国代表团，引来观众的阵阵讥笑。可当他跑完短跑后，观众们纷纷变了脸色。 这事儿得从1932年的洛杉矶说起。那年的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听着挺像回事儿吧？其实就一个人，叫刘长春。当他穿着临时准备的运动服，孤零零一个人站在起跑线上，看台上那些金发碧眼的观众乐了，哄笑声和轻蔑的口哨声毫不掩饰。在他们眼里，这个来自遥远、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之国”的选手，更像一个来错了地方的笑话。 可当发令枪响，刘长春像一颗子弹出膛冲出去，尽管因为二十多天的海上漂泊和舟车劳顿，他早已疲惫不堪，没能跑出最好成绩，在预赛就被淘汰了。但当他冲过终点，喘着粗气，胸膛剧烈起伏，用尽全身力气站直身体的时候，看台上的讥笑声，渐渐消失了。那些刚才还在大笑的观众，脸上的表情变了，变得复杂，有惊讶，有疑惑，甚至有一丝难以言状的敬意。 他们可能没想明白，为什么一个注定失败的人，要跑得这么决绝。他们不懂，刘长春这短短的十几秒，对抗的不是计时器，而是一个时代压在四万万同胞身上的沉重蔑称，“东亚病夫”。 这四个字，像纹身一样刻在那个年代中国人的脊梁上。1908年，天津的一本杂志，就颤颤巍巍地问了三个问题：中国人什么时候能派个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能派一支队伍？什么时候能在自己家门口办一届？ 这“奥运三问”，问得辛酸，也问得悲壮。它背后，是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是体育场上外国选手轻松夺冠后，留给中国人的落寞背影。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去了69个人，结果全军覆没，回来的时候，有家外国报纸画了幅漫画，奥运五环，变成了五口大黑棺材。你说扎不扎心？ 所以，你就能理解刘长春了。他不是一个人在跑，他背后，是那个年代所有不甘心、憋着一口气的中国人。他去洛杉矶，用的钱，都是张学良将军私人掏的腰包，凑了8000块大洋。那时候的政府，根本指望不上。他就这么一个人，坐着船，在太平洋上晃了二十多天，到了美国，旅途劳顿还没缓过来，就上了赛场。 他后来回忆说，如果当时有人能给他一口热饭，他或许能再快0.1秒。这0.1秒的遗憾，隔了快半个世纪。但这短短的百米跑道，却开启了一个民族在体育上漫长的追赶。 火种，就是这么埋下的。 新中国成立后，那股子气，终于有了地方使。1957年，北京，一个叫郑凤荣的姑娘，穿着自己改的解放鞋，在用旧棉被缝起来的垫子上，一跃跳过了1.77米，打破了女子跳高世界纪录。美国媒体惊呼：“中国人把病夫的帽子踢到了太平洋！”郑凤荣自己说得更实在：“我踢的不是帽子，是压在帽子下的百年屈辱。” 你看，体育这东西，从来都不只是输赢。它是一个国家精神面貌最直接的体现。 时间快进到1984年，又是在洛杉矶。这一次，我们不再是一个人。当许海峰冷静地举起手枪，随着“砰”的一声，拿下了中国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整个世界都听到了一个巨人苏醒的声音。那届奥运会，我们拿了15枚金牌。 这背后是什么？是女排姑娘们在训练馆墙上用血写的“滚上一身泥，磨去几层皮！”；是“体操王子”李宁厚得能立起硬币的老茧；是“跳水皇后”高敏每天从10米台跳下200次，跳到视网膜两次脱落，还说“只要国歌能响，我就跳。” 金牌的重量，是用汗水、泪水甚至血水浇灌出来的。每一块奖牌背后，都是一个滚烫的、有血有肉的故事。 2008年，当萨马兰奇先生在莫斯科念出“Beijing”的那一刻，整个中国都沸腾了。为了这一天，申奥代表何振梁老先生，跑了20年，磨破了3套西装。 2008年8月8日晚上，我在“鸟巢”现场。当李宁大哥像神话里的人物一样，“飞”在体育场上空，点燃主火炬的那一刻，全场九万多人，自发合唱国歌。那歌声，真的像黄河一样，从看台上奔腾下来。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主场”。我们终于把百年前的“奥运三问”，响亮地回答完毕。曾经的嘲笑，终于被我们炼成了国歌。 刘长春当年跑完百米，都没人知道具体成绩。而到了2021年的东京，一个叫苏炳添的广东小伙子，跑出了9秒83的成绩。他成了第一个跑进奥运会百米决赛的中国人，也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他冲过终点线，跪在地上亲吻跑道。一条跑道，三代人，跑了一百年。 2024年巴黎奥运会，我们的代表团出征时，专机上印着一句话：“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飞机里，有记者问咱们的第一位奥运冠军许海峰：“您当年打最后一枪的时候，怕吗？” 许海峰扶了扶眼镜，笑了笑，说：“怕啊，但我更怕中国人再被别人叫‘病夫’。” 简单一句话，就是我们这部百年体育史诗最好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