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日军将一个光着身子的少女扔到了河边，还留下了一条恶犬，恶犬张着血盆大口朝少女走来，同时她看到一双脚也正向自己靠近…… 这个女孩，叫万爱花。这个名字，今天可能很多人觉得陌生，但在当年，它是一个传奇，也是一段血泪史。 万爱花这辈子，好像从落地那天起，就没过过几天舒坦日子。她4岁那年，亲爹就把她卖给了人贩子，转手又被卖到山西孟县的羊泉村，给一户姓李的人家当了童养媳。那年头，童养媳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个不要钱的丫鬟，长大了还得给人家当媳妇，生儿育女。 可万爱花不是那种任人摆布的性子。她骨子里有股劲儿，不认命。村里地下党悄悄发展成员，她听了几次课，眼睛就亮了。她觉得，这才是人该走的路。于是，她毅然加入了共产党，还把那门娃娃亲给退了，嫁给了同是党员的村干部李季贵。她以为，好日子就要来了。 可她没想到，更大的苦难还在后头。 1943年，日军在山西搞“大扫荡”，羊泉村成了重灾区。万爱花因为是村干部的家属，又积极参与抗日活动，成了鬼子的眼中钉。一天夜里，一队日本兵摸进村，把她从被窝里拖了出来，押进了进圭据点的炮楼。 那地方，就是人间地狱。 炮楼里的窑洞又黑又潮，地上铺着发霉的稻草。从被抓进去的第一天起，万爱花就没穿过一件完整的衣服。日军对她的折磨，简直是丧心病狂。他们想从她嘴里撬出党员名单，可万爱花嘴巴比石头还硬，一个字都不吐。 “说不说？不说就让你尝尝大日本皇军的厉害！”一个日本军官用生硬的中文问她。 万爱花啐了一口血沫在地上，眼睛瞪着他，一言不发。 恼羞成怒的鬼子开始用酷刑。有一次，一个戴着戒指的军官狠狠扇她耳光，戒指上的金属边勾住了她的耳环，“刺啦”一声，连着耳垂一起被扯了下来，鲜血淌了她半个脖子。他们还把她吊在树上，一根一根地拔她的腋毛，直到腋下血肉模糊。更残忍的是，他们用两根扁担把她夹在中间，两个鬼子一人一头使劲压，万爱花当场就昏死过去，全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一样。 就这样，她被折磨了整整21天。每天都在生死边缘挣扎，但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说，死也不能说。 后来，据点换防，看守松懈，万爱花趁着一个下雨的深夜，撬开窗户逃了出去。她跑回羊泉村，还没喘口气，鬼子又来了。她再次被捕，又被关进了那个窑洞。 这一次，鬼子对她的折磨变本加厉。他们觉得这个女人太“硬”，非要用最残忍的手段把她折磨到死。整整50天，万爱花遭受的酷刑，已经超出了人类语言能够描述的范畴。她好几次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 最后一次，她被打得浑身是血，彻底没了气息。鬼子以为她死了，就把她扒光了衣服，拖到村外的河边，扔在了冰面上。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那双靠近的脚，不是鬼子的，是一位好心的老乡。他路过河边，看见冰上有个人，本以为是冻死的流浪汉，走近一看才发现是个姑娘。他赶走了那条恶犬，试探性地把手放到万爱花的鼻子下，竟然还有一丝微弱的气息。 “天杀的畜生啊！”老人骂了一句，脱下自己的棉袄，把万爱花裹起来，背回了家。 万爱花活了下来，但她的人生被彻底毁了。肋骨、胯骨多处骨折，让她落下了终身残疾，更重要的是，她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那一年，她才15岁。 战争结束后，万爱花不敢再回羊泉村，那里有太多痛苦的回忆。她四处漂泊，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领养了一个女儿，取名李拉弟。母女俩相依为命，靠做针线活和亲戚邻居的接济过日子。 她身上的伤疤，时时刻刻提醒着她那段屈辱的历史。她常常在夜里惊醒，浑身冷汗。她忘不掉那些日本兵狰狞的脸，忘不掉那些非人的折磨。她心里憋着一股气，这股气，让她在沉默了几十年后，做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决定。 1992年，万爱花第一个站了出来，以亲身经历控诉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慰安妇”罪行。她成了中国第一个敢于公开承认自己“慰安妇”身份的受害者。 这个决定需要多大的勇气？在那个年代，这种事是女人一辈子都羞于启齿的。可万爱花不在乎，她说：“我就是要说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日本人当年干了些什么！我要给死去的姐妹们讨个公道！” 从那以后，她拖着病弱的身体，一次又一次地去日本打官司。败诉，上诉，再败诉，再上诉。她不懂什么国际法，也不懂什么政治博弈，她只知道，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她的晚年，几乎都是在病痛和官司中度过的。胃病、冠心病、肺囊肿……各种疾病折磨着她，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地方政府给她办了低保，改善了她的生活，但她把大部分钱都用在了去日本打官司的路费上。 2013年，84岁的万爱花在太原去世。临终前，她或许还在想着那场没有打赢的官司。她带着遗憾走了，但她那股不屈不挠的精神，却像一团火，点燃了更多人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