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在华清池打响“捉蒋”第一枪的是张学良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在二道门，王玉瓒因为一枪击中蒋介石的侍卫长钱大钧，子弹从心脏边沿穿胸而过，钱大钧因而大难不死。
张学良深知钱大钧在国民党中属于位高权重的人物，当时一枪打死了倒好，重伤不死，反倒是个麻烦。王玉瓒是张学良的心腹，考虑到自己一旦失势，王玉瓒极可能遭到钱大钧的打击报复，于是在西安事变后期，无法控制事变结局之际，他就让王玉瓒隐姓埋名、远走高飞，去了贵州。
张学良的这种安排，让王玉瓒避开了后来的巨浪沉浮，他既没有遭到报复，也没有步入歧途，落水做汉奸，1950年他在云南加入卢汉的起义队伍，后来解甲归田，动荡年代虽然遭到迫害，但最后活到了1984年。
在华清池“捉蒋”的另一位主将，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因为处在风口浪尖，后来的命运极其陡峭，差一点万劫不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遭到扣押之后，以孙铭九为首的激进主战派与王以哲发生冲突，最终酿成“二二事件”，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派人枪杀了张学良重托的王以哲，东北军由此土崩瓦解。事后，孙铭九为躲避东北军元老的清算追杀，逃出西安，避难于红军苏区。后来，孙铭九自感身份特殊，难以忍受延安的艰苦生活，又脱离延安，混迹于天津、上海租界，汪精卫叛国投敌后，他落水做汉奸，在山东做了伪保安司令。
抗战胜利后，孙铭九投降国民党，1945年冬天，在东北国民党先遣大队被解放军俘虏。因为是华清池“捉蒋”的主将，这一历史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救了他，他的汉奸罪名没有被清算，最后活到了2000年，91岁才死。
孙铭九当年之所以能杀王以哲，那是因为他的身份并不止张学良卫队营营长那么简单，他还有一重身份，他是1936年张学良成立的“抗日同志会”行动部部长。张学良成立的这个秘密组织，首批签字入会的只有三个人：张学良是主席，应德田为书记，剩下一个就是行动部长孙铭九。在当时，这个组织实际上是东北军的决策机构，所以孙铭九可以挑战东北军元老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等人的权威。
张学良重用以孙铭九为首的这批少壮激进派，给历史留下了一个深刻教训，少壮激进派，在某个时期固然忠诚，且如刺刀般好用，但激进之人往往没有坚定立场，更可怕的是破坏力惊人，局面稳定时，看不出来，一旦局面动荡，他们可能就是致命的颠覆者、坏局者。通俗地讲，他们就是组织中的野狗，最好是杀，重用是大忌。
西安事变中，参与华清池捉蒋的，还有东北军独立105师师长刘多荃、骑六师师长白凤翔和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以及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尤其是白凤翔和刘桂五，因为他们不认识蒋介石，事变前，张学良还特意带他们去拜见蒋介石，为的就是认人，蒋介石后来说张学良带他们来是为“画活地图”。
有人后来曾调侃蒋介石的眼力很差，当这两个实为“刺客”的东北军悍将站在面前的时候，他既没有察觉到两人来访的动机和背后潜伏的杀机，也没能区分出刘桂五、白凤翔这两人一正一邪截然相反的品格。
1938年，刘桂五跟随马占山在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红油杆子村与日军奋勇血战，4月22日战死，被日军切下首级。
同为西安事变中在华清池镇场子的白凤翔，后来却在弹尽粮绝，陷于绝境的情况下，率他的先遣军，投降了日军。
东北军将领，投降日军，好些是诈降。
有人说，白凤翔不是真汉奸，他的死就是证明。
1942年，白凤翔召集亲信密谋反正，日本驻包头特务机关长稻森利柱侦悉后，派医生借口给白凤翔看病，给他打了一针慢性毒针，使其全身浮肿，死的时候，尸体被扔在路旁，没人管。
刘多荃属于东北军元老派，西安事变后，他正手秘密杀害了促成全国团结抗日局面有功的旅长高福源，反手又把枪杀王以哲的连长于文俊剖腹挖心。
刘多荃后来干过热河省政府主席，当过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但终究不可能成为蒋介石嫡系，1948年年底举家前往香港，新中国成立前夕参加了香港的通电起义，最后回归祖国，1985年在北京逝世。
还有一个唐君尧，后来一直被蒋介石当杂牌使用，1948年在沈阳解放时被俘虏，编入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半年后，要求回青岛获准。1951年，唐君尧只身去香港，1967年死在香港，终年68岁。
谈西安事变诸位参与者的命运，最后就是张学良以及杨虎城和他的西北军属下了。
张学良被蒋介石关了54年，至死没有获得原谅。中途，蒋介石究竟有没有杀张之心，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对于杨虎城，蒋介石应该是极为痛恨，并且早有杀心了。究其原因，蒋介石认为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鼓动者，并且在事变中是有杀他之心的，所以最后他以极其残忍的方式，杀了杨虎城全家，先是杨虎城的妻子被折磨成疯子，最后杨虎城和一儿一女在重庆被特务一刀刀捅死。
西安事变的直接参与者，还有负责在西安城内抓捕蒋介石随从大员的西北军警备二旅旅长孔从洲。
1946年5月15日，孔从洲率部于河南巩县起义，建国后做过炮兵副司令员，1991年病逝，终年8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