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李玉琴到管理所探望溥仪。管理员考虑到两人结婚14年未同房，破例让她留宿一晚。不曾想，同居一晚，李玉琴便萌生离婚的想法。
1956年，抚顺战犯管理所里，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福贵人”李玉琴，这对名义上的夫妻，结婚十多年，却从未真正同房。
而管理所或许是出于人道主义，也可能是想做个和事佬，破例允许李玉琴留宿一晚，谁知这一夜，非但没能破镜重圆，反而成了压垮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第二天一早，李玉琴铁了心要离婚，那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
要看懂这一夜，得把时间拨回到1943年，十五岁的女学生李玉琴，还在沈阳街头排队等着照相，她压根想不到，自己的照片会被送到伪满洲国的皇宫，而人生也从此被这张相片彻底改写。
那时的溥仪，刚死了宠爱的妃子谭玉龄，正空虚着，日本人觉得机会来了，打着为皇帝选妃的旗号，盘算着安插一个自己人，好把这个傀儡皇帝看得更牢。
可溥仪这次难得“聪明”了一回，他在两百多张照片里，偏偏挑中了年纪最小、出身贫民的李玉琴，他的算盘很简单：找个什么都不懂的白纸，从头教她“大清祖制”，这样的人才最听话，也算是跟日本人暗中较劲。
可对李玉琴来说，这根本不是什么麻雀变凤凰，在日本军官吉冈安直的威逼下，她和她的家人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桩荒唐事。
但皇宫就是个金丝笼，这对夫妻的生活也充满了畸形。溥仪沉浸在自己的皇帝梦里，一心要把李玉琴打造成一个合格的“皇妃”。
这种表面的温情，盖不住深层的冷清，溥仪的身体早年间就被掏空了，对日本人派来的医生也处处提防，所以他和新婚的妻子始终有名无实。
这巨大的孤独感包围着李玉琴，她后来曾叹气说：“那宫里的金痰盂都比人暖和。”话虽糙，却道尽了深宫的寂寥。
不过，那时的她对溥仪还是全然信任的，世界都围着他转，而溥仪呢，自己也像个提线木偶，日本人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在1945年8月，长春城上空拉响的警报，宣告了伪满洲国的散场，溥仪揣着他的宝贝玉玺仓皇出逃，却把年少的李玉琴丢在了荒山沟里，只让她等着。
而十七岁的李玉琴，对丈夫的话深信不疑，可这一等，就是十年，长春解放后，李玉琴被要求与战犯溥仪划清界限，她无奈签了字，转头却又在报纸上哭着发誓，要为丈夫守节。
然而现实很快给了她一记耳光，她想投靠溥仪那些“皇亲国戚”，结果处处碰壁，才明白过去的荣华富贵都是泡影。
但无奈之下，李玉琴回到娘家，却因为“皇妃”这个尴尬身份，连份正经工作都找不到，干不了几天就被人辞退。
有意思的是，当李玉琴在宫外经历现实毒打时，溥仪正在狱中接受思想改造，他把李玉琴的信翻来覆去地读，平生第一次体会到普通夫妻间的惦念，把与她团聚看作是出狱后最大的念想。
在1955年，命运的线又把他们牵到了一起，李玉琴在街上看到了战犯名单里的“爱新觉罗·溥仪”，她攥着介绍信，坐了两天火车去抚顺探监。
这十年过去，当年的“皇帝”已经成了个佝偻着背的囚犯，一身蓝布囚服套在身上，看着倒像个老农，溥仪还认得她，一开口却说：“管理所的伙食比宫里还好。”
这句玩笑话让李玉琴心里咯噔一下，她发现，这个男人脑子里装的还是自己那点事，根本看不到别人的艰辛。
后来几次探监，溥仪总是滔滔不绝地讲自己在狱中如何受日本人欺负，却对自己妻子这十年怎么熬过来的，一句也没问。
而两人之间的鸿沟，李玉琴看得清清楚楚，再加上自己的工作屡次因“溥仪妻子”的身份受挫，而溥仪出狱又遥遥无期，她心里越发没底。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有了1956年那关键的一夜，管理所特许她留宿，结果彻夜长谈下来，两人巨大的年龄差距、生活习惯和思想隔阂，反而让李玉琴彻底清醒：只有离婚，她才能活。
当李玉琴流着泪说出了心里话：“我们离婚吧，以后我像朋友一样关心你。”溥仪起初急了，说：“你是我在外面唯一的指望了，我们感情不是很好吗？”可他不懂，李玉琴要的不是一个遥远的“指望”，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安稳日子。
最终，溥仪想通了，他意识到这段婚姻对李玉琴确实不公，于是签了字，1957年，李玉琴拿着盖了红戳的离婚证走出管理所的大门，身后是面色苍白的溥仪。
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在正式文书上签字，手抖得厉害，管理所为他们准备了半斤猪肉白菜饺子，算是一顿散伙饭，可谁也没动筷子。
这段由政治催生的婚姻，最终滑稽地结束了，可离婚之后，两人反倒成了朋友，李玉琴没有食言，她后来真的像老友一样关心溥仪，也终于嫁给了一位锅炉工人，过上了梦寐以求的普通生活。
并且溥仪在出狱后还从北京给她寄去一床牡丹花被面当贺礼，写自传时，还特地托人要了她的近照，说要把这段缘分写进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