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曾说：要是杨秀清还活着，太平军打仗就有赢的把握，没人敢不听东王的话。没了杨秀清，不管是石达开、陈玉成，还是李秀成自己，都难以掌控局势。当年东王打起仗来，那本事可真不是盖的。 “倘若东王尚在，我等何至于此？”太平天国后期擎天柱李秀成身陷囹圄，面对清廷讯问，谈及军事得失时，这句话说得沉甸甸。在他眼中，石达开、陈玉成乃至他自己，纵使各有所长，却都比不上那位已经倒在天京城内血泊里的杨秀清。 这话听着像谦虚，细细琢磨太平军十几年起落，却透着一个铁的事实：东王杨秀清，才是真正撑住太平军那杆大旗的核心人物。他这一走，大厦根基松了，再厉害的名将也拦不住天国的溃散之势。 为何杨秀清的地位如此特殊？首先得明白太平天国起家靠什么。它靠的不光是“拜上帝教”的响亮名头，更靠一套把人拧成一股绳的严酷办法。 这套法子，源头就在杨秀清手里。在广西金田村那个山旮旯里起事时，大伙儿就立下规矩：不论男女老幼，所有家当一律充公，统一造册管理；所有人按性别、年龄分开编入“馆”“营”，干活打仗听指挥；连夫妻见面都得经过上面批准，违反就是死罪。 这等于是把千万个体彻底打碎，重组成了一个只听从号令的集体“军功营”模式。这套运转机器的总阀，牢牢攥在杨秀清一人掌中。 洪秀全贵为“天王”，在教义上是至高无上的神子。但他更像一尊供奉在神龛上的偶像，负责传教谕、讲道理。真正卷起袖子，管人、管钱、管刀枪的脏活累活，几乎全落在杨秀清肩上。 朝廷派探子摸太平军的底，回报说“外事不决问军师（杨秀清），内事不决问军师”，天王洪秀全“深居简出，从未理事”。从粮草调拨、器械打造、将领任命到每场大战的进退攻防，哪一样都得杨秀清过目拍板。 他掌握着太平军这部庞大战争机器的全部密钥，说一不二，令行禁止。他一道口令下来，无论你领兵几万的名将，也得立刻动弹。这种集权程度，其他人根本没法望其项背。 打仗更是杨秀清真正厉害的地方。太平天国早期能一路冲破南方省界，直插心脏，东王的指挥和眼光起了决定性作用。1852年夏天，太平军裹着数十万人马扑向湖南长沙。前有坚城，后有追兵，眼看就要陷入绝地。 正是杨秀清当机立断，决定改变方向，不去啃长沙这块硬骨头，转而向西渡过湘江夺取益阳、岳州，把清军水师几百条船纳入麾下。这一手棋太妙，直接打通了沿长江顺流东下的通道。半年后，他就指挥这支新组建的水陆大军席卷长江，一口气拿下武昌、安庆、芜湖，于次年3月抵达南京城下。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干净利落。 他擅长在复杂局面中抽丝剥茧，抓住要害，指挥作战风格既狠又准，清军将领私下承认：“其行军诡秘，尤非他人所及。”杨秀清坐镇南京天王府时，前线各军每天要向他详细报告军情，他则根据全局分析发出明确指令，各路兵马如何协同、何时接应，指令分毫不差。将领们拿到令箭便知该怎么打，只管照着执行，脑子清楚得很。 正因为他无可挑战，太平军这辆战车才能高速前进。但这也带来致命弱点：整个体系完全维系于杨秀清一身。1856年秋天，天京城内兄弟相残的惨剧突然爆发。 洪秀全、韦昌辉合力诛杀杨秀清及其党羽两万余人，一夜之间，撑起天国的顶梁柱折断了。消息传到各地，如同晴天霹雳。前线还在苦战的将士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军心浮动。 石达开赶回天京，想劝住流血内斗却被猜忌逃离，西征计划停滞不前；陈玉成在安徽战场打了不少硬仗，但没杨秀清调动后方配合，粮饷和援兵都成问题，他再勇猛也常常陷入孤军苦战；而李秀成呢？他想修复杨秀清留下的指挥系统已是难上加难。 天王洪秀全不愿也不可能亲自管具体军务，信不过外姓王掌军权，便大量封同族兄弟为王，让他们来牵制李秀成。结果前线将领指挥不动洪氏子弟，后方补给也跟不上。李秀成后来回忆那种无力感：“各处将领，各行其是”，“钱粮不足”、“各处将兵，谁肯舍死？” 大家都有想法，谁都想做主，力量根本合不到一块去。东王一死，那根将全太平军串起来的“主心骨”就断了。 回过头去看李秀成那句感叹，里面藏着深刻经验：一支队伍，光有兵有将不够，能把整个军队从头到尾紧紧攥住、指挥如臂使指的核心权威，才是最难得的。 杨秀清靠着自己的谋略，和个人能力，硬是把一群泥腿子塑造成令清军闻风丧胆的大军。他在位时，这支军队是打人的重拳；他没了，指头再硬也形不成拳头。没有这种统御全局、镇得住所有山头的能力和地位，其他名将本事再大，也只能看着散沙满地，无力挽狂澜于既倒。 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的功勋自然不可磨灭，但能让这支大军真正发挥威力的，只有杨秀清一人。他的逝去，才是太平军从顶流坠落真正的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