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解放那一年，村里的地主确实把田地全卖光了，因为他大儿子写信回来了，叫他卖的，不

快解放那一年，村里的地主确实把田地全卖光了，因为他大儿子写信回来了，叫他卖的，不卖以后全部没收，啥也不会给你留下。 地主姓赵，村里人都叫他赵老爷，其实他并不像戏文里那样凶神恶煞。他家的青砖瓦房在村东头，院墙上爬满了牵牛花，每到夏天，紫的、蓝的花能开到墙头外。赵老爷总爱在门口的老槐树下喝茶，看见过路的村民，会招呼一声“来喝口”，只是那时的人穷，谁也不好意思真的坐下。 卖地的消息像风一样传遍全村时，正是麦收时节。赵老爷站在田埂上，看着自家的麦子波浪似的翻滚，手里攥着大儿子从城里寄来的信，信纸都被汗浸湿了。信是用毛笔写的，字迹工整：“爹，时事已变，田产恐难保全，速将田地变卖，换些银元，带家人去南方避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买地的多是村里的佃户。王老五家租了赵家十亩地，听说要卖地，连夜揣着攒了半辈子的银元来敲门。“赵老爷，俺……俺想买下那三亩水浇地，给俺儿留着。”他说话时手都在抖，那三亩地是村里最肥的，每年能多打两石粮。赵老爷看着他，叹了口气：“按市价的七成算，你拿去吧，别让孩子饿着。” 卖地的那些天，赵老爷每天都在地里转。他给长工们结算工钱时，每人多塞了两升麦子：“这些年辛苦你们了，以后地是你们自己的了，好好种。”有个叫栓柱的长工，爹娘早逝，是赵家收留的，哭着说：“老爷，俺不走，俺还跟着您。”赵老爷拍着他的肩膀：“傻孩子，以后好好种自己的地，比啥都强。” 村里人都说赵老爷精明，早早就看出了门道。只有我爷知道，赵老爷把卖地的银元，偷偷分给了村里最穷的几户人家。我爷那时是村里的货郎，有天夜里去给赵家送针头线脑，看见赵老爷正把一布袋银元往李寡妇家送，嘴里说：“拿着，给孩子治病，别说是我给的。” 赵老爷的小女儿那年才十二岁，总爱跟在佃户家孩子后面玩。卖地那天，她抱着赵老爷的腿哭：“爹，咱不卖地好不好？我还想在麦地里放风筝呢。”赵老爷蹲下来，给她擦眼泪：“傻闺女，地还是那些地，只是以后换了人种，风筝照样能放。” 离开村子的前一天，赵老爷把家里的藏书都搬到了村头的破庙里。有《论语》，有《农桑辑要》，还有几本医书。他对闻讯赶来的教书先生说：“这些书留给村里，孩子们要是想认字，就让他们来这儿读。”教书先生摸着那些泛黄的书页，眼圈红红的：“赵老爷，您这是……”赵老爷笑了：“我大儿子说了，以后的日子，得让孩子们多读书。” 赵老爷一家走的那天，天刚蒙蒙亮。没有马车，就背着简单的包袱，像普通人家出门串亲戚。栓柱非要跟着，赵老爷没让：“你留在村里，把那些医书看懂了，给乡亲们看看病，比跟着我强。”村口的老槐树下，王老五带着几个佃户来送，每人手里都提着一篮新摘的豆角、茄子，往他们包袱里塞。 后来听说赵老爷一家去了江南，大儿子在那里做了教员。栓柱真的成了村里的赤脚医生，靠着那些医书，治好了不少人的病。他总说：“赵老爷不是地主，是好人。”村里的破庙改成了学堂，教书先生用赵家留下的书，教出了不少识字的孩子。 解放后划成分时，村里没人说赵老爷的坏话。王老五在大会上说：“要不是赵老爷把地卖给俺们，俺们哪有自己的地种？他心眼好，不该算坏地主。”后来上面派人来调查，听了村民的话，只把赵家的青砖瓦房收了做村部，没再追究别的。 我上小学时，教室就在当年的破庙里，墙上还挂着赵老爷留下的《农桑辑要》刻本。教书先生说：“做人得像赵老爷那样，知道啥时候该放下，啥时候该留下。”那时我不懂，后来才明白，他放下的是田产，留下的是人心。 前几年，赵老爷的孙子来找过村里。他说爷爷临终前总念叨：“不知村里的麦子长得好不好，孩子们有没有书读。”王老五的儿子，那时已是村支书，带着他去看当年的水浇地，地里的麦子长得金黄饱满；又去看新盖的学校，孩子们在操场上跑步，笑声像银铃。赵老爷的孙子站在当年的老槐树下，眼泪掉了下来：“爷爷说得对，好东西要留给需要的人，才不算白来这世上一趟。” 现在村里的老人们还常说起赵老爷。他们不说他有多少田地，多少房产，只说他卖地时给佃户让了利，说他留下的书教了多少孩子，说他没把自己当老爷，把乡亲当亲人。其实啊，这世上的人，哪分什么地主、佃户，心善的就是好人，懂得为别人着想的，就值得被记住。 去年村里修族谱，特意把赵老爷的事写了进去。最后那句是：“良田千亩，不如人心一亩；金银万两，难换真情四两。”是啊，那些曾经的田产、房产，早就随着岁月淡忘了，可赵老爷留下的那些书，那些善意，却像村口的老槐树，根扎在土里，枝繁叶茂，护着一代又一代的村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