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土改刚开始的时候，我家分到了地主家的三件东西，一张吃饭用的桌子，一架犁地的木骅梨，还有一件破皮袄，是短毛的，杂色，听说是狼皮的。 1951年的深冬，青海民和县川口区，一场由土改工作队主持的“分果实”大会正在王家户村如火如荼地进行。 村庙临时改成的“百货商场”里，人声鼎沸。 墙上、木架上挂满了各式衣物，从粗蓝大布的棉袄到褪了色的红绸缎料，每件都贴着标明抵债价值的纸条。 在喧闹的人群边缘，一位名叫石丑小的贫农，从琳琅满目的“果实”中，郑重地挑选了一件半旧的狼皮袄。 这件杂色短毛的皮袄，曾是当地某地主冬日御寒的华服，如今，它带着旧世界的烙印，成为石丑小一家熬过凛冬的唯一指望。 这件皮袄不仅承载着一个贫苦家庭对温暖的渴求，也悄然记录着中国乡村在翻天覆地的变革中，一场关于卫生、尊严与生活方式的无形革命。 虱子、跳蚤、臭虫这些千百年来与贫困如影随形的“伙伴”，正随着旧制度的瓦解与新生活的开启，走向消亡。 石丑小抱着分到的狼皮袄回到土屋，脸上满是喜悦但却夹杂了忧虑。 喜的是终于有了御寒之物，忧的是这皮袄的“名声”不好。 他的奶奶，接过皮袄摸了摸内里的绒毛，叹了口气：“暖和是暖和，就怕里头‘住客’多。” 所谓“住客”，便是那虱子。 在旧乡村，尤其是贫苦人家，虱子、跳蚤、臭虫是生活的常态。 同时，也代表了当时贫困与卫生条件恶劣。 而这件来自地主家的皮袄，毛长绒厚，正是虱子理想的藏身与繁衍之所。 果然，皮袄上身没几天，石丑小身上便起了成片的红疙瘩，奇痒难忍。 夜里，一家人在土炕上辗转反侧，皮袄成了“痒源”。 奶奶点起油灯，翻开皮袄的毛丛，只见密密麻麻的虱子在蠕动。 这些“吸血鬼”繁殖力惊人，“没几天就能繁衍出重重孙儿来”，吸食人血，传播疾病，是贫苦农民的另一种折磨。 面对这恼人的“住客”，石丑小的奶奶展现出了劳动人民的生存智慧。 她深知虱子怕冷，待到三九天的极寒之日，她让石丑小裹着草毡子蜷在炕角，将那件狼皮袄拿到屋外。 她特意将皮袄的毛面朝外，铺在冻土上。 这一夜，北风呼啸。 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奶奶便起身查看。 只见皮袄的毛尖上，挂满了被活活冻僵的虱子尸体。 她用一把破扫帚，扫过皮袄表面，地上瞬间落下一层白花花、密麻麻的虫尸。 这要是“胆子小的人，准能被吓个够呛”。 而这“冷冻杀虫法”，是贫苦农民在恶劣环境中与自然搏斗、与寄生虫抗争的无奈之举。 然而，解决了虱子，并不意味着安宁。 开春后，随着麦苗返青，另一种更敏捷的害虫跳蚤开始活跃。 它们体型虽小，却能一跃半米高，在泥土、草屑、炕席间神出鬼没，咬人一口，皮肤上立刻鼓起又红又硬的大疙瘩。 初夏时节，蚊子和臭虫又接踵而至。 臭虫尤其令人深恶痛绝，它们白天隐匿在土炕的缝隙、墙壁的裂缝，密密麻麻，夜晚则倾巢而出，循着人体气息叮咬吸血。 被臭虫肆虐过的土炕，常留下片片暗红的血迹和腥臭。 一家人被搅得日夜不宁，难以安眠。 入伏后，太阳成了唯一的“杀虫剂”。 村民们会将土炕床板抬到烈日下暴晒。 待到正午阳光最烈、温度最高时，用力将床板往下一磕，顷刻间，红褐色的臭虫如同脱落的“高粱皮”般落下，在地面铺成一片，场面同样骇人。 千百年来，中国的农民便是在与这些微小却顽固的害虫的持久战中艰难求生。 石丑小一家与虱子、跳蚤、臭虫的斗争，是旧中国千千万万贫苦农民生存状态的缩影。 然而，1950年代初席卷全国的土改运动，不仅改变了土地的所有权，也深刻触动了乡村社会的根基，为这种延续千年的生存困境带来了转机。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实施，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废除，农民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生产资料。 经济上的翻身，为改善生活条件提供了基础。 更重要的是，土改运动中伴随着移风易俗和卫生知识的宣传。 土改工作队深入乡村，不仅组织“诉苦会”、“说理斗争会”，也引导农民注意环境卫生，宣讲简单的疾病预防知识。 像茹遂初这样的摄影记者，用镜头记录下农民们焚烧地主剥削契约、领取崭新土地证、在分得的土地上树立地标、以及青年男女在土改后喜结连理扭秧歌庆祝的场景。 这些画面传递的不仅是政治上的解放，更是对新生活、新气象的向往。 清理环境、勤洗衣物、晾晒被褥、填平臭虫滋生的墙缝炕隙，这些过去因极度贫困和麻木而难以顾及的卫生习惯，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和新思想的传播，逐渐在乡村普及。 那件狼皮袄，也逐渐被更干净、更卫生的棉衣取代。 而曾经困扰石家的虱子、跳蚤、臭虫，也逐渐失去了肆虐的土壤。 土地改革带来的，不仅是生产关系的重构和财富的再分配，更是千百万农民生活品质的提升与精神面貌的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