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的首要目标，不是李建成、更不是李元吉，而是另外一个人。 隋朝末年的战火硝烟尚未散尽，大唐的朝堂已悄然分裂成两大阵营。 李渊称帝时，长子李建成被册立为太子，看似确立了稳定的继承秩序，却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彼时的李世民年仅二十岁，却已是战功赫赫的秦王，从浅水原大破薛仁杲到虎牢关生擒窦建德，他率领的军队打下了大唐半壁江山。 随着洛阳城破，王世充投降，李世民的声望达到顶峰，李渊不得不特设 “天策上将” 职位授予他，使其拥有了自置官属的权力，这几乎等同于第二个朝廷。 李世民班师回朝时，身披金甲，李世勣等二十多员大将从其后，铁骑万匹，甲士三万人，这样的排场早已超越了普通皇子的规格。 李渊或许想用这种方式表彰李世民的功绩，却未曾想这会让李建成如芒在背。东宫与秦王府的矛盾从此公开化，李建成联合四弟李元吉，开始在朝堂内外布下天罗地网。 太子集团先是拉拢李渊后宫的嫔妃，尤其是尹德妃和张婕妤，通过枕边风不断诋毁李世民。 有一次，尹德妃的父亲尹阿鼠曾纵容家奴殴打李世民的属官，事后反而倒打一耙，让李渊怒斥李世民：“我妃嫔的家人都被你左右欺负，何况普通百姓！” 这种刻意制造的父子嫌隙，逐渐侵蚀着李渊对李世民的信任。 之后，李建成借着抵御突厥的名义，请求李渊将李世民麾下的尉迟恭、程知节等骁将调至自己麾下，又计划将秦王府的精锐部队划归李元吉指挥。 矛盾愈演愈烈，李渊甚至召李世民入宫，拿出一封信说：“有人告你要谋反。” 这已是赤裸裸的摊牌信号，李世民深知，一旦失去军权，等待自己的只会是和前隋太子杨勇一样的结局。 李世民的反击从一开始就直指核心。 武德九年六月初三，李世民密奏李渊，揭发李建成、李元吉 “淫乱后宫”，李渊果然上钩，下令次日召兄弟三人入宫对质。 这个看似简单的对质安排，实则是李世民精心设计的陷阱。 玄武门作为宫城北门，是出入太极宫的咽喉要道，而当天值守的将领常何，正是李世民早已收买的关键棋子。 常何本是李建成的旧部，却在李世民的重金拉拢下倒戈，这使得秦王府的人马能够悄无声息地埋伏在宫门附近。 六月初四清晨，当李建成、李元吉骑马行至临湖殿时，察觉气氛不对 想要折返，李世民率人从暗处杀出。李世民一箭射杀李建成，尉迟恭则率七十余骑兵赶来，将李元吉斩杀。 但此时，事情远未结束，尉迟恭立刻带着甲士直扑李渊所在的海池。 这才是整个计划的核心环节。当李渊正与萧瑀、陈叔达等大臣在海池泛舟时，尉迟恭 “擐甲持矛” 闯入，奏报：“太子、齐王作乱，已被秦王诛杀，特来护驾！” 李渊看着浑身浴血的尉迟恭和他身后的甲士，瞬间明白了眼前的局势， 这哪里是护驾，分明是逼宫。 萧瑀、陈叔达见大势已去，进言：“建成、元吉本就无功，又嫉妒秦王功高，如今秦王已讨平他们，陛下若立秦王为太子，天下自然安定。” 李渊此时已无任何反抗之力，只能顺水推舟表示同意。 诛杀李建成、李元吉仅用了不到半个时辰，而控制李渊却持续了整整一天。 直到当天傍晚，李渊才正式下诏，令所有军队听从秦王调度，这意味着李世民彻底掌控了京城局势。 可以看出，控制李渊才是政变的核心任务，李建成、李元吉之死不过是达成目标的必要步骤。 玄武门之变的发生绝非偶然，李渊在处理储位问题上的优柔寡断，加速了矛盾的激化。他既想维护太子的正统地位，又无法割舍李世民的功勋与实力，这种摇摆不定最终酿成悲剧。 在此之前，李渊就曾试图缓和矛盾，提出让李世民迁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形成东西分治的局面。 这个提议看似两全其美，却被李建成坚决反对 ，他很清楚，一旦李世民拥有洛阳的根据地，东宫将永无宁日。 李渊在太子的反对下收回成命，这让李世民彻底看清，父亲不可能真正支持自己，唯有通过武力夺取皇权。 玄武门之变后，李建成、李元吉的儿子全部被诛杀，彻底断绝了太子集团的复辟可能。 对于李渊，李世民采取了微妙的策略，他在两个月后迫使李渊下诏退位，自己登基称帝，尊李渊为太上皇。 这种 “禅让” 的形式，既保全了李渊的颜面，也避免了部分道德谴责。 李渊迁居大安宫，实际上处于半软禁状态。李世民曾在一次宴会上说：“今日四夷宾服，都是父亲教诲之功。” 李渊只是淡淡回应：“百姓安定，便是心愿。” 父子间的隔阂，至死都未曾真正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