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抗战的巾帼英雄：晋察冀“李氏四姐妹” 这四姐妹，其实出身在河北蔚县一个很普通的职员家庭。虽然家里不富裕，但父母李午阳和李原都是文化人，深知读书的重要性，硬是省吃俭用供孩子们上学。大姐、二姐和三妹都在西合营师范读书，那会儿学校里有些进步老师，传播马列主义新思想，姐妹们在这样的熏陶下，心里慢慢埋下了革命的种子。等到1937年10月26日，八路军115师独立团在杨成武司令员的带领下收复了蔚县县城，这一下，革命的火种彻底点燃了。姐妹们当即决定，弃笔从戎，投身到抗日队伍中去。 她们被编入了方国华任团长的115师地方工作团。 大姐李剑鸣。她主要做的是宣传抗日的工作。李剑鸣靠着双脚，一步步走遍了崎岖的山路，宣传党的政策。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有交通工具，没有便利的通信，完全凭着革命的决心和满腔的热忱。 一次，她走了一整天，天黑时分走到一个山头，周围看不到村庄，路也看不清了，四处无人。她发现一个羊圈，实在太累，就直接爬到羊群里。半夜，她挨着羊坐着就睡着了。等到天亮，她看到山下有人走动，就下去问路。老乡反问她从哪个村来，李剑鸣说不上村名，就大致说了说经过。老乡听了说：“那里离我们村有100多里地！”又问：“你是过了三个小山吧？”李剑鸣这才知道，自己竟然走了这么远的路。她的宣传工作，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展起来的。她有过夜宿驴圈、与猪同眠、抚羊过夜、路遇野狼的经历，也遇到过洪水、日军，甚至骑马摔倒、饿晕又醒来的惊险，但更多的，是老乡把她当亲人，让人感动不已的真情。 二姐李佩卿。她的战场，在医护线上。1941年8月下旬，日军对狼牙山地区进行大扫荡，咱们的伤病员需要转移。李佩卿呢，她参加过医护培训，就和工作人员带着六十多名重病号，分散隐蔽在洛车村附近的山沟里，有的就住在老乡家里。 她每天要到各条山沟里巡查两次，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那时候条件多艰苦啊，没有检查设备，药品少得可怜。但病人一见到医生，心里多少会得到些安慰。那次反扫荡持续了三四个月，有的伤员伤好了归队，新的伤病员又不断送来，李佩卿总是第一时间赶到，及时救治。 有一次，送来一个伤员，骑着小毛驴，怀里还抱着一只老母鸡，介绍信上写着“宋学义”。大家一听，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宋学义，都特别敬佩。李佩卿是他的主治医生，经过一个月的精心护理和调养，宋学义恢复得不错。后来团里来人接他到“抗大”学习，李佩卿特意在出院证明上写了“需继续休养”的字样。 第二年反扫荡时，李佩卿和重病号还是在洛车沟里。这个地方对她来说，一山一洞都非常熟悉了，她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她和大家记住了每条沟的名字，还在山里的梯田埂边，挖了七八个窑洞。根据每条沟的地形、窑洞的大小高低，她合理安排不同伤势和数量的伤病员。敌人那时越来越疯狂，经常搜山，甚至放火烧山。李佩卿就安排专人在沟口值勤，看护员在山头放哨，不准可疑人员下山。敌人搜山时，不能动的伤员就躲在洞里，轻伤的就隐蔽在洞附近的草丛里。就这样，伤病员的安全就大大提高了。 三妹李玉芝。1938年3月，她跟随丈夫、八路军115师独立团政委邓华到平西开辟根据地。那时候，她住在宛平（现在的门头沟区）西斋堂村的聂家大院。她可不是随行家属那么简单，已经是司令部的译电员了。李玉芝文化功底很扎实，很快就熟悉了译电业务，发报、译电都又快又准。这可不是简单的打字，那都是机密文件，容不得半点差错。 1938年6月初，李玉芝又跟随邓华和宋时轮率领的八路军第四纵队进军冀东。这一路，那真是且走且战，历经的艰险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李玉芝是当时唯一一位高级指挥官的夫人，但她从没有搞特殊，和战士们一起跋山涉水，吃尽了苦头。耳畔是昼夜不停的枪炮声，脚下是漫长而艰难的行军路。脚上起了血泡，她简单包扎一下，照样继续走；累了、困了，她就自己提醒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 邓华支队远离八路军总部，独立作战，所以最关键的就是要和延安的党中央以及太行山晋察冀军区总部保持联系。这时候，译电员的工作就显得极其重要了。部队停下来休息时，反而是译电员最忙的时候。在那段日子里，经李玉芝亲手译出的电文多达几十份。这里面可都是份量极重的电报，比如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关于在冀热边区创建根据地的电报，朱德、彭德怀、刘少奇关于建立根据地的指示，还有毛泽东关于长期艰苦奋斗创建冀热辽根据地的电报，以及聂荣臻表彰四纵指战员挺进冀东取得胜利的电报等等。这些电文，每一份都关乎着战局的走向，关乎着无数人的生命。李玉芝就是那条连接前线和指挥中心的“神经”，她的准确和高效，为冀东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四妹李玉林。母亲不幸病故后，大姐李剑鸣就托战友把只有十一岁的四妹接到了部队。小妹在卫生所里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学会了洗绷带、换绷带、整理医疗用品、看护伤病员。反扫荡时，李玉林同样要跟着部队行军，成了一名小卫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