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刘少奇于长沙被捕，营救会议上何叔衡：这件事还得要你出马 “1925年12月16日傍晚，我看见院子里那几张生面孔，心里咯噔一下。”易礼容把门栓插好，压着嗓子对楼上的刘少奇说。长沙文化书社外，冷风直灌，几名荷枪便衣正佯装翻书，其实目光紧盯后楼。五分钟后，木板楼梯一阵猛响，特务破门而入，刘少奇被五花大绑押往戒严司令部。消息飞速传遍湘区党组织，随即在夜色中点燃了营救行动的导火索。 当晚，李维汉在坡子街一间小阁楼召集紧急会议。昏暗灯芯里，几个人轮番发言，气氛绷得像琴弦。何叔衡一直没开口，他在纸上写写划划，忽然抬头盯住角落那个身影：“这事还得要你出马。”灯光下，何宝珍的脸微微发白，又瞬间定住，“我明白，先说目标。”一句干脆的回答，为营救定下了基调。 为何让一个女同志挑头？原因说来并不复杂。欧鸣高——湖南教育界德高望重的前三女师校长，既与省议会交好，又曾公开斥责赵恒惕，如能出面，湖南省主席即使恼火也不敢轻举妄动。何宝珍是欧鸣高的得意门生，这层关系成了撬动顽石的支点。会议结束已近子夜，寒风带着湘江水汽直往窗缝钻，众人匆匆散去，各自奔向既定岗位。 第二天拂晓，何宝珍与易礼容步行数里，敲开了盐仓街欧宅的朱漆大门。听完来意，欧鸣高重重拍桌：“赵恒惕胆大包天。”他苦笑一声，“我已辞官，他未必见我，但省议会议长欧阳振声得听一句。”于是，师生三人直奔议会。午后的议事厅内，欧阳振声把玩手中折扇，听罢先是沉默，随即点头：“走，我陪你们去省公署。” 与此同时，另一条战线也在酝酿。长沙《大公报》主编冒着停刊危险，决定翌日公开刊发《刘少奇被捕记》。排字房的油灯连夜不灭，铅字哐啷落槽。17日清晨，报纸摆上街头，消息像投石进湖，迅速激起全国工会的连锁反应；北京、上海、武汉的电报雪片般飞往长沙，最密集时赵恒惕一天竟收到四十多封。舆论风暴逼得这位军阀省主席坐卧不宁。 镜头先暂时拉回几个月前。5月，刘少奇、何宝珍夫妇以全国总工会干事身份在上海领导五卅工人罢工，正值斗争最激烈之际，刘少奇积劳成疾，经组织批准回乡休养。长沙文化书社因此成为临时栖身之所。其实赵恒惕对这家小小书社早有“黑名单”，只是苦无借口动手。如今刘少奇亲临，其反革命算盘立即拍板——抓捕后迅速处置，噤声封口。 然而逼仄的公署走廊里，局势超出了他的掌控。欧阳振声冷着脸交涉，何宝珍言辞犀利，逐一拆解“煽动工潮”“危害治安”等指控。赵恒惕自知理亏，又怕再添把火，只得含糊其辞：“查明身份后自会处理。”场面僵持两小时，终以“继续审讯”拖延收场。但外面浪潮已起，他的拖字诀很快破功。 1926年1月26日，省公署门前挤满探究的市民。午后两点，戒严司令部卫兵无奈打开铁门，刘少奇步出牢房，面色略显憔悴，却神情坚定。站在门口的何宝珍没有多话，只递上一件棉衣。一旁记者低声问她感想，她摇头：“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夫妻俩当天即离开长沙，前往宁乡乡下暂避。对外，赵恒惕以“证据不足”解释释放，实则被全国声援迫得骑虎难下。 短暂的胜利背后，暗流仍在滑行。七年后，上海，何宝珍已经改名王芬芳，身份是小学教师，真实职责则是全国互济会营救部部长。1933年春，一个清晨，陌生脚步在弄堂回响，十几名便衣堵死了唯一出口。她迅速将小儿子托付给隔壁大嫂：“几天便有人来接。”话音未落，铁链声逼近，她抬头挺胸迎向门口。之后的漫长牢狱岁月里，她用一双空手组织秘密通信，拉拢女看守，传递情报。对外界而言，她消失了；对狱中同志而言，她是那条隐形的生命线。 命运转折发生在1934年秋。互济会一位女联络员被捕并供出“王芬芳”真实身份。南京模范监狱里，敌人的拷打刀具齐上阵，何宝珍只是反问：“你们真的怕一个弱女子？”酷刑之下，她依旧只报一句“姓名王芬芳，职业教师”。同监难友回忆，当晚她靠着湿冷的墙壁悄声念一段《国际歌》，哑到几乎听不见。 1935年春，雨花台－那块被血染红过无数次的土地——迎来又一次枪声。押赴刑场途中，一个宪兵低声嘀咕：“早说就不用走这条路。”何宝珍笑得平静，“路在脚下，不在你嘴里。”两枪过后，年仅三十三岁的她倒在初春的泥土中。衣袋里唯一的遗物是一张早已模糊的合影，照片上，刘少奇抱着幼子，背景是安源矿区灰黑的天。 多年后，幸存者回忆此次营救，常提到一个细节：会场昏灯下，何伯衡那句“这事还得要你出马”本是一种判断，更是一种信任。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信任往往和生命捆在一起，一旦扣动，便再也收不回。有人活着走出牢门，有人永远留在了雨花台。每一道选择，都在悄悄写下新中国未来的注脚，而他们从不自诩英雄，只称自己为“同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