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一天，大病初愈的辽北省书记陶铸一家准备外出，半道上遇到1位日本女护士（已经投降，在我军医院工作），便讲：“你上车，我们载你一程。”谁料陶夫人听后，雷霆大怒道：“不准她上车，她自己走回去！” 陶铸1908年出生于湖南祁阳的汉子，年轻时就投身革命。他在黄埔军校读书时加入共产党，后来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胆大心细。1929年，他在福建搞了场厦门劫狱，把被捕的同志救了出来，干得漂亮。1933年，他在上海被国民党抓了，坐了几年牢也没屈服，还在狱里啃书研究理论。抗战爆发后，他1937年出狱，立马投入抗日工作。到了1945年，他被派到东北，担任辽北省委书记，忙着土改、建根据地，忙得脚不沾地。1948年，他刚在哈尔滨动完手术，身体还没缓过来，但工作没停过。 陶铸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领导，他为人实在，接地气，对同志有情有义。这次外出，他是想稍微喘口气，毕竟大病初愈，谁不想放松一下？ 再说陶夫人曾志，她也不是省油的灯。她跟陶铸一样，是个老革命，经历过枪林弹雨，意志比钢还硬。她跟陶铸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俩人感情深厚，但性格上各有棱角。曾志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那是刻在骨子里的。抗战那几年，日本人在中国烧杀抢掠，她亲眼见过太多惨事，心里早就攒了一笔账。这股恨，不是一朝一夕能消的。 那天，陶铸一家看完电影，坐着马车往回走。半路上，他们碰到了一个日本女护士。这女的不是敌人，而是战后投降留下来，在我军医院干活的人。她还护理过陶铸，算是有点交情。陶铸这人，心眼儿好，看她走路挺辛苦，就随口说让她上车搭一段。按他的想法，这没啥大不了，小事一桩。 可曾志一听，火气蹭地就上来了。她态度很硬，觉得日本人没资格享受这种待遇，哪怕这女的现在为我军工作。她脑子里全是战争的阴影，哪能轻易咽下这口气。陶铸则觉得，这女的已经投降，还帮过自己，咋就不能宽容点呢？他想的是革命的大局，得有点人道精神。 俩人你一言我一语，争得不可开交。陶铸性子温和，但原则上不退让，甚至急得掉了泪。曾志也不是不讲理的人，见丈夫这样，她也冷静下来，觉得自己当众顶撞有点过了。这场争执才算慢慢平息。 这事儿乍一看像是小两口拌嘴，其实不然。曾志的怒火，来自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那时候，战争刚结束没几年，全国上下对日本人的怨气还没散。陶铸的态度，则是革命者的另一种胸怀——他看重的是这女护士现在的身份和工作，觉得不能一竿子打死所有人。这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两种情感、两种立场的碰撞。 这场争执，暴露了战争留下的伤疤有多深，也让人看到革命者既有铁骨铮铮的一面，也有柔软的一面。陶铸和曾志都不是完人，他们的反应很真实，很人性化。 争执没影响俩人的感情，更没动摇他们的信念。平息之后，他们继续干革命。1948年，陶铸在辽北省忙着土改，组织群众支援辽沈战役。沈阳解放后，他接管城市，忙着恢复生产。1949年，他又跑去北平，参加和平解放谈判，把傅作义的部队整编过来，干得有声有色。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广西、广东当领导，推动经济和教育，始终没闲着。1969年，他因病去世，才61岁。曾志比他活得长，一直到1997年才走。她们女儿陶斯亮，后来也继承了父母的精神，成了新中国建设的一员。 这对夫妻，用行动证明了争执只是小插曲，他们的目标从来没变过——为人民、为国家奋斗到底。 这场马车上的争执，其实是战争后遗症的一个缩影。那时候，很多人对日本人都有复杂的情绪，既恨得牙痒痒，又得面对现实。陶铸和曾志的反应，就是这种情绪的真实写照。他们不是圣人，也有七情六欲，但他们能和解，能继续往前走，这才是革命者的厉害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