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外出打牌，突然全身燥热，坐立不安，她心中有不好的预感。于是，赶忙回家。不料，刚踏进家门，就听到房内传来声音，跑进屋一看，姚玉兰哭成了泪人。

那年11月的一个阴天，台北一理发店的玻璃门被推开时，风铃惊醒了昏睡的店主。

29岁的杜维嵩缩进褪色的皮椅，镜中映出一张浮肿的脸，这位上海滩教父杜月笙最宠爱的幼子，此刻口袋仅剩理发用的两元硬币。

当剪刀落下碎发，他未曾想到，三十分钟后钱包的离奇失踪，将引向崇德公墓冰冷的第29号墓穴。

她作为杜月笙晚年最宠爱的夫人之一，她为杜家延续了子嗣，并因善解人意、知书达理的性格深受宠爱。杜月笙曾公开表示她“端庄贤淑”，晚年仍保持风韵。

而杜月笙作为中国近代上海青帮头目，其一生毁誉参半，既是热衷慈善的社会活动家，又是靠烟赌发迹并参与镇压革命的争议人物，体现了旧上海社会转型期的复杂矛盾。

话说在1936年的上海杜公馆，晚年生子的杜月笙怀抱幼子杜维嵩，眼中尽是迟来的柔软。

那时候杜家掌控着全球80%的海洛因贸易，公馆内终日流转着各界名流。

这位年近五十得来的幼子，自小便被特权浸泡，佣人跪侍穿衣，保镖随行出门，连弄脏鞋面的雨水都有人抢先拭去。

杜月笙对其他子女实行铁腕教育吗，长子杜维藩因逃学被抽十鞭，女儿杜美如因外语不及格挨耳光。

唯独对杜维嵩，他撤去所有规矩。

当留学归来的杜维善带回地质学书籍时，杜维嵩正用金箔包裹的糖果投喂锦鲤，当次子杜维垣苦练外交辞令时，他躺在法式躺椅上数弄堂飘过的云朵。

父亲烧毁价值千万的借条时，15岁的他只关心能否换辆新跑车。

在1951年8月香港坚尼地台18号，杜月笙临终前将11万美元遗产分成11份。

当姚玉兰攥着分给幼子的1万美元存单时，杜维嵩正因保镖被遣散而暴怒踢门，他尚未明白，这张薄纸将是家族最后的馈赠。

迁居台北后，杜家光环在岛内急速褪色。

大姐杜美如成为约旦大使馆职员，七哥杜维善在澳洲研究古钱币，连曾被蒋经国追捕的三哥杜维屏也在巴西重起炉灶。

唯有杜维嵩守着母亲姚玉兰，在狭窄公寓里挥霍最后积蓄。

当姚玉兰典当翡翠耳环支付房租时，他却在黑市用三百美金换了条假鳄鱼皮带，那曾是上海杜公馆佣人的标配。

而案发当日的理发店弥漫着劣质发油味。

杜维嵩闭眼忍受剪刀的拉扯，恍惚回到上海华懋饭店的理发厅，印度师傅托着银盘奉上香槟，英国剪刀在发梢跳舞，镜中突然出现的店主怒容将他拽回现实，“两块钱！”

摸索西装内袋的十秒间，冷汗浸透衬衫衬里。

那只装着全家合照的鳄鱼钱包不翼而飞。

他嗫嚅着“明日送来”的承诺被店主冷笑打断，“杜月笙的棺材板都朽了，你唬谁？

推搡中他跌进满地碎发，围观者的哄笑如剃刀刮过耳膜。

出丑之后奔回公寓的杜维嵩反锁房门。

五斗柜最底层压着杜维善半年前的来信，赴澳机票已订，速学基础英语，信封从未拆封，旁边安眠药瓶却已见底。

他凝视镜中浮肿的眼袋，那里曾映照过外滩最璀璨的霓虹，如今只剩台北雨季的霉斑。

当姚玉兰因牌局心悸冲回家时，撞门声惊飞了窗台麻雀。

29岁的杜维嵩蜷曲如子宫中的胎儿，假鳄鱼皮带散落脚边，药瓶滚在七哥寄来的信封旁。

抢救医生翻开他眼皮时，瞳孔已映不出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喊，只凝固着理发店旋转的碎发雪片。

台北崇德公墓新立的石碑上，“杜维嵩1936-1965”的刻痕尚沾着土腥。

姚玉兰摆放的栀子花丛中，有张烧去半角的上海外滩明信片，那是儿子生前最后的珍藏。

葬礼无人吊唁，唯孟小冬派弟子送来挽联，“荣华转头空，浮生原是梦。”

二十年后的约旦安曼，杜美如餐厅门前的五星红旗猎猎作响。

当记者问及幼弟，她望向东方轻抚白发，“杜家儿女都趟出了生路，除了那个被宠坏的孩子海峡对岸的上海博物馆里。

杜维善捐赠的丝绸之路古币在展柜流光溢彩，捐赠证书与幼弟的死亡证明隔着时空叠印，恰似这个家族撕裂的隐喻。

杜维嵩的墓碑至今面朝北方。

每年清明细雨濡湿碑文时，水痕总在“1936”与“1965”间洇出深痕，如同当年理发店地板的碎发图案。

当上海杜公馆旧址变身金融大厦，当台北公寓拆迁改建便利店，这方青石成了最刺眼的时代注脚，特权喂养大的灵魂，终将在真实世界的剃刀下流血而亡。

历史碾过时，从不为温室花朵预留温床。

温室成长的花朵经不起一点风吹雨打，日晒雨淋的，除了能看它啥也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