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弄清核试验失败的原因，他竟把核废料捧在手里！今天是“两弹元勋”邓稼先逝世39周年，1986年的今天，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让别人把我们落下得太远。” 1948年，24岁的邓稼先登上了去美国的船，普渡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很快发现，这个中国学生脑子转得比计算机还快。 拿到博士学位那天，系里想留他当研究员，开出的薪水能在纽约买套小洋楼，可邓稼先当天就去买了回国的船票，离拿到学位证书才过了9天。 回国后那几年，邓稼先在中科院近代物理所忙得脚不沾地，他写的原子核理论论文，一篇篇填补着国内空白。 1958年秋天，组织找他谈话，办公室的门关上后，气氛一下子严肃起来。“国家要搞个'大炮仗'，得绝对保密，你愿不愿意来牵头？” 邓稼先愣了一下，他知道这“大炮仗”指的是什么，那时候报纸上常提美国的原子弹，谁都明白这东西对国家意味着什么。 回家跟妻子许鹿希说这事时，他搓着双手，半天说不出完整话，许鹿希是医生，一看丈夫的神情就知道是大事。 “要去多久？”她问。“不知道。”“在哪儿上班？”“不能说。”“那我写信给你总行吧？”邓稼先别过脸，声音有点哑：“也不能通信。” 那天夜里，夫妻俩对着煤油灯坐了很久，最后他说：“家里就靠你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辈子就没白活，死了也值。” 第二天一早，邓稼先背着简单的行李上了火车，车窗外，妻子和年幼的孩子挥着手，他把脸贴在玻璃上，直到人影变成小黑点。 后来许鹿希才知道，丈夫去的是罗布泊——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 刚开始，苏联专家还来指导，带来些图纸和数据，可没过多久，人家突然全撤走了，连张纸片都没留下。 那些年，罗布泊的帐篷里总亮着灯，夏天热得像蒸笼，大家光着膀子算数据，汗水滴在草稿纸上晕开一片；冬天冷得钢笔都冻住，就揣在怀里焐热了再写。 1964年10月16日下午，邓稼先站在观测站里，手心里全是汗，倒计时声响起时，他盯着手表，感觉心脏快跳出嗓子眼。 “起爆！”随着一声令下，天边亮起一团比太阳还亮的光，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轰鸣，蘑菇云像巨人一样拔地而起。 观测站里的人全跳了起来，有的哭，有的笑，邓稼先蹲在地上，眼泪顺着脸往下淌，嘴里反复念叨：“成了，真的成了。” 还没等庆功酒凉透，他又扎进了氢弹研究，别人都说他是“拼命三郎”，可他心里清楚，国际形势不等人。 美国用了七年才从原子弹搞出氢弹，那时候他已经有了胃病，疼起来就揣个热水袋继续工作。 谁也没料到，1979年的氢弹空投实验除了意外，降落伞没打开，弹体摔在地上裂了，现场的人都急坏了，他扒开人群就往里冲。 他让其他人都原理，自己穿着普通防护服走进弹坑，仔细检查后发现是降落伞包设计出了问题，出来时他跟大伙儿笑：“平安无事。” 可作为专家的他，早已预料到自己已经受到了核辐射，原本从来不喜欢拍照的他，反常的拉着同事给自己拍了一张照片。 1985年冬天，邓稼先咳得直不起腰，被强行送进医院，检查结果出来：肝癌晚期，最多还有一年。 他知道后反倒平静，躺在病床上还跟来看他的同事讨论新的核理论。 1986年7月29日，他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却坚挺着留下最后一句话：“别让人家把咱落下太远。” 这位隐姓埋名28年的科学家走了，享年62岁，直到这时，大多数中国人才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邓稼先”这三个字，知道了这个名字背后藏着怎样惊天动地的故事。 他的名字之所以要保密那么久，懂行的人都清楚，核武器是国家的命根子。 那时候美苏盯着中国的一举一动，要是核心研究者的信息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邓稼先自己也明白，从接受任务那天起，他就不再是“邓稼先”，而是一个代号。 现在回头看，邓稼先付出的哪止是时间，他把最年富力强的岁月献给了戈壁滩，把健康献给了核事业，最后连生命都化作了国家的盾牌。 1979年那次辐射，成了催命符，可他从没后悔过。 今年是他去世39周年，可超市里买东西的大爷、学校里读书的孩子，谁没享受过他带来的安全感？ 没有核武器时，外国军舰敢在咱家门口晃悠；有了“两弹”，中国在国际上说话才有分量。 邓稼先就像戈壁滩上的胡杨，把根扎在祖国的土地里，活三千年不倒，倒三千年不朽。 真正的英雄从不是站在聚光灯下的人，而是那些为了国家和后人，甘愿把自己藏起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