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事变中，驻守北大营的8000东北军被勒令不许抵抗，任由率先发难的日军奉天独立守备队川岛中队区区300人肆意横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城里的数百名警察们，在局长黄显声的带领下，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誓死抵抗之路，成为沈阳城内唯一一支穿制服抵抗的中国武装。

1931年9月18日夜，沈阳城外一声巨响，拉开了九一八事变的序幕。日军以铁路被炸为借口，300人悍然进攻北大营，8000东北军却奉命不抵抗，眼睁睁看着家园沦陷。然而，城内却有一支力量不甘沉默——警察局长黄显声率领数百名警察，点燃抗战火光。 1931年9月18日晚，柳条湖一声爆炸，日军奉天独立守备队川岛中队仅300人，就对驻守北大营的8000东北军发起进攻。可怕的是，这8000人接到张学良的命令：不许抵抗。结果呢？北大营一枪未放，迅速沦陷。300人对8000人，这仗打得让人憋屈，也让人疑惑——为啥不打？张学良后来解释，说是怕激怒日军，扩大冲突，想靠外交解决。可现实是，日军没停手，东北很快就丢了大半。这“不抵抗”政策，成了很多人心中的痛。

跟北大营的沉默比起来，沈阳城里的警察局长黄显声，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路。他不是那种坐着等人打上门的人。1896年出生于辽宁岫岩的黄显声，早年就见惯了国家挨欺负的日子，心里憋着一股报国的劲儿。他上过北大，参加过五四运动，后来进了东北军，一步步干到沈阳市公安局局长。他上任后，没闲着，整顿警察队伍，还偷偷攒了不少武器，像是在为啥大事做准备。 九一八前，他早就看出日军不对劲，几次给张学良建议加强戒备，可惜没人听。事变当晚，听到爆炸声，他没犹豫，马上召集手下的警察，决定干一仗。他把几百号人拉到公安局大院，分发武器，还联系了民间抗日力量，凑出2000多人。这支临时拼起来的队伍，成了沈阳城里唯一穿制服抵抗的中国武装。 9月19日清晨，日军500人杀进沈阳城，黄显声带着警察们分散开，靠着街巷跟日军硬碰硬。汇工街一战，30多个警察埋伏起来，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三小时后弹药用尽，他们掏出刺刀冲上去，全都牺牲了。三经路警察署那边，警察们用桌椅堵门，用机枪扫射日军，后来被炮弹炸塌了房子，还是死守到最后一人。南市场、东关等地，警察们也是拼了命，血战到黄昏，街上血流成河。 21日晚，残余的警察退到东关公安总局，日军炮火压过来，他们还是没投降，最后全军覆没。这2000多人，用命告诉日军：沈阳不是没人敢打。

沈阳失守后，黄显声带着剩下的人撤到锦州，改编成辽宁抗日义勇军，自己当总司令。他没停下抗日的脚步，在辽西袭击日军补给线，炸铁路，还干掉了一个投降日军的叛徒张学成。1931年底，东北军主力撤离锦州，他带队断后，掩护大部队撤退。后来，他的部队改编成东北军骑兵第二师，他继续抗战。 1935年，他当上骑兵军副军长，被派去陕北打仗，但他不认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暗地里跟共产党谈联合抗战，1936年秘密入党。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在漳河打得惨烈，损失不小。1938年，他准备去延安，却被国民党特务告密，以“联共”为名抓起来，关了12年。1949年11月27日，他在重庆白公馆被杀，时年53岁。 黄显声和他的2000勇士，没能挡住九一八事变的结局，沈阳还是丢了，东北还是沦陷了。但他们的血没白流，他们点燃了东北抗日的火种。后来，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都是从这星星之火里烧起来的。他的故居在岫岩成了爱国教育基地，家乡还有“将军泉”“将军桥”，老百姓用这种方式记住他。1949年12月15日，重庆追悼会，刘伯承、邓公都去了，缅怀他的抗战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