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演都不演了，这一次印度人口普查，首次要求民众申报种姓。   事情的起因要从印度2027年人口普查说起。这次普查首次要求民众申报种姓，这是自1931年英国殖民时期以来的头一遭。   印度政府给出的理由是“为了制定更精准的社会福利政策”，但这背后还藏着复杂的政治算计。   毕竟在2024年大选中，印度人民党（BJP）在比哈尔邦等关键选区遭遇滑铁卢，而该邦2023年的种姓普查显示，弱势种姓占比高达63%。简单来说，这是执政党为了拉拢选票，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印度种姓制度的顽固性远超想象。虽然宪法第15条明确禁止种姓歧视，但现实中，种姓依然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关键因素。   以比哈尔邦为例，表列种姓（SC）的贫困率高达42.92%，而高种姓群体仅为25.09%。低种姓家庭的人均消费支出只有高种姓的47%，恩格尔系数却高出15个百分点。   这种经济鸿沟直接反映在教育领域：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和德里分校在2020年居然没有一名达利特教授，而其他种姓的教授加起来超过500人。   讽刺的是，印度法律为低种姓保留了50%的政府职位和教育名额，但这些政策反而暴露了种姓制度的根深蒂固——如果种姓真的不存在，又何须用配额来弥补？   而种姓制度的影响力早已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毛孔。在印度科学界，达利特研究人员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仅为6%-14%，远低于政府规定的15%配额。   印度政府的虚伪在种姓问题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总理莫迪曾宣称“印度只有四个种姓：妇女、青年、农民和穷人”，痛斥种姓普查是“分裂国家”的行为。   可当比哈尔邦的种姓数据显示弱势种姓占绝对多数时，他立刻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宣布启动全国种姓普查。   这种政治投机背后，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叙事的破产——印度最富有的5%人口掌握60%的财富，而24%的达利特人日均收入不足2美元，再华丽的口号也掩盖不了赤裸裸的阶级分化。   种姓普查的实施难度同样惊人。印度现存4000余种亚种姓，跨种姓通婚率不足5%，后代身份认定堪比解密码。   比哈尔邦的试点普查中，27万名普查员花了一年时间才完成1.3亿人的数据收集，结果仍有17%的婆罗门拒绝申报种姓。   而种姓制度并非印度教独有，穆斯林、锡克教和基督教中也存在类似的等级体系。如果普查只统计印度教种姓，必然引发其他宗教群体的抗议。   若全部涵盖，又会陷入“种姓无限细分”的泥潭。这种进退维谷的局面，再次暴露了印度政府的治理困境。   这场种姓普查本质上是一场政治豪赌。印度人民党试图通过掌握种姓数据，精准投放福利政策以换取选票，但历史经验表明，这种操作往往适得其反。   1990年，时任总理辛格推出“曼达尔方案”，为其他落后阶层（OBC）增加27%的配额，结果引发全国性骚乱，最终导致政府倒台。   如今，种姓普查很可能成为新的火药桶——各群体为争夺更多“特留权”大打出手，甚至重演曼尼普尔邦的悲剧。   印度政府的尴尬在于，它既要利用种姓制度巩固权力，又要维持“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国际形象。   讽刺的是，印度宪法的主笔安贝德卡尔本人就是达利特，他当年殚精竭虑设计的平权制度，如今却成了种姓制度借尸还魂的工具。   这场闹剧中，唯一的输家是印度人民——他们既要承受种姓压迫的现实，又要看着统治者用冠冕堂皇的理由继续玩弄权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