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从太宗开路到无人理会，基督教分支在大唐吟唱最后的挽歌～ 当大家还在对这块石碑的真假争论不休的时候，我觉得已经没必要了，虽然是公说公有理，但毕竟它已经被国家认定为一级文物，我们姑且承认，这也不会给西史拥趸们落下口实，只是我们换个角度来审视一下此碑，就能发现所谓流行真相不实，它不但不是其大范围推广的见证，反而是其日渐没落，临别时吟出的一首“最后的挽歌”。 我们来看景教在大唐“流行”的历史，据传唐贞观九年（635年），景教主教阿罗本来到长安，受到唐太宗的礼遇，准其传教，并为其建寺；至建中二年（781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竖立之时，景教已在中国活动了近150年。唐建中二年正月初七（781年2月4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长安大秦寺落成。唐会昌五年（845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刻立六十余年后，武宗灭佛，殃及景教，此碑被教徒埋入地下，而景教亦自此沉寂。 当然这段历史是根据碑文推测，至于景教在中国流行范围有多广，受众多少人并不知晓，并且景教消失也不是受武宗灭佛拖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佛教在此劫后能再次崛起，成为后世至今很多人的信仰，而景教却一蹶不振，从此在华夏大地销声匿迹。 因此从其历史脉络梳理一下，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景教在中国已面临绝境，从太宗接受并为其建寺，到立碑时仅仅过去了150年时间，景教已逐渐被人民抛弃，从国家层面推广迅速跌落到私人立碑图存的窘境，可见其整个流行史是个迅速下跌并归零的过程。 （我用小号“西大鬼见愁”已发文分析此次立碑为大秦寺单方面行为，未获得官方认可）。 为什么会这样？从基督教的教义以及他们对世界的解释就可看出端倪，教徒穷其一生都在追求外力救赎，从而丧失了源动力，这与中国文化讲的心是根源，注重“内求”产生了根本性矛盾，比如孔子就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而景教教徒天天“仰仗天主”，这在国人看来就是个异类，因此难以被国人接受。同时景教所描述的“诺亚舟”之类的历史事件，在中国历史的连续传承中找不到证据，再加上该教反文化反传统的顽疾，很可能是其不得不面临被否定的命运。 另外，中国立碑的传统除了歌功颂德外，一般是为逝去的人作证或追认，生前立碑的情况基本没有，即便是歌功颂德，也是在某事件结束后为其追认，绝没有在事件发生过程中立碑的道理。因此可以判断，这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景教到了晚期，已经意识到将亡的命运，不得不“作证”以示后人，为其在历史中寻得最后的一点存在感。 这里不得不再提一下古人文化程度之高超乎我们想象，比如书写的这位大秦寺僧景净，短短千余字彰显其文学功底深厚，而这个负责刻写的“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仅仅是七品以下的兵部副官，类似于某县的副保安队长。由此可以判断，大唐子民文化素养是非常高的，这也大概率是该教无法被民众认可的主要原因。 最后做个判断：从往昔景教在大唐的流传史，也可以照见今日之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