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王自正持枪冲进了军区政委的卧室，政委连忙呼叫警卫员，谁知，2个警卫员，一个吓得不敢出门，一个在干“荒唐事”！   枪声过后，一个从南昌起义的硝烟中走来、身经百战的开国中将，竟在家中，离警卫室不足十米的地方，倒在了血泊里。   凶手王自正此刻正提着那把刚刚夺去两条人命的59式手枪，冷静地穿过漆黑的后院。他没有选择从大门离开，那里有哨兵，尽管那个哨兵此刻可能正裹着军大衣酣睡。   作为一个在保卫系统潜伏了二十年的老油条，他深谙这里的每一个监控死角。东墙边的养鱼池是他来时的路，自然也是他离去的最佳选择。   他踩着来时搬好的破椅子，利索地翻过两米高的围墙，身影迅速消失在军区大院的夜色里。他没有逃跑，而是伪装成一个下班回家的普通干部，不紧不慢地走回了关押他的地方。   他要回去继续扮演那个被隔离审查的可怜虫，制造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而他身后32号小楼已然是一座人间地狱。   最先发现异常的，是住在对面楼的军区参谋长马志斌。他被枪声惊醒，出于职业警觉，他趴在窗边观察，恰好看见一个黑影从32号院墙翻出。   他立刻冲下楼，一边叫人，一边跑向32号院。当他踹开虚掩的房门，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和火药味扑面而来。   客厅里，谭甫仁将军的妻妹王文莹和准儿媳吴小红正惊恐地将倒在走廊上的将军往里拖，将军早已没了气息。楼上卧室里，谭夫人王里岩也已倒在血泊中。   愤怒的马参谋冲向门口的警卫室，一脚踹醒了还在睡梦中的哨兵。随后，他们在小楼的厕所里，揪出了抖得筛糠一样的警卫员李洪亮。   而在后院的小仓库里，他们撞见了另一幅不堪入目的景象，另一个警卫员陈汉民，正和一个年过半百的保姆慌乱地穿着衣服。   消息传到北京，周总理震怒，摔碎了手中的茶杯，厉声质问：“共和国的军区政委，在军区大院里被杀，这是军史上的奇耻大辱！”他随即下达指示，封锁昆明，严查内部，务必水落石出！   谭甫仁1910年出生于广东仁化的贫苦农家，16岁在家乡投身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1927年，他被编入贺龙的部队，亲历了八一南昌起义那石破天惊的第一枪。   起义部队南下失利后，他与大部队失散，阴差阳错地被编入了国军。1928年，在进剿井冈山的战斗中，他被红四军俘虏，从此找到了真正的归宿，并于同年加入了我党。   建国后解放万山群岛，他甚至敢坐着小木船去硬撼国民党的军舰。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肩上的两颗将星，是他用半生戎马换来的荣耀。   与谭甫仁的光辉履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凶手王自正那段见不得光的历史。   他原名王自政，河南内黄县的富农子弟。1947年，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分了他家的田地，他怀着仇恨，加入了其堂兄组织的还乡团，专门对当年的农会干部进行反攻倒算，亲手枪杀了村武委会主任。   两年后，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这个嗅觉灵敏的恶狼立刻换上了羊皮。他改名换姓，伪造了一份清白的贫农履历，混入了南下的我军队伍。   如果不是1969年那封来自河南老家的检举信，他或许会潜伏得更久。信中，乡亲们用最朴实的语言，控诉了这个披着羊皮的狼当年的血债。   这封信辗转到了谭甫仁的案头。面对这份只有文字、缺乏实证的检举，谭甫仁最终拍板，先隔离审查！   这一决定，在程序上无可厚非，却无意中点燃了王自正心中仇恨的导火索。他深知自己罪孽深重，一旦查实，必死无疑。   在西坝俘管所的日日夜夜，他没有反思，只有盘算。他在日记里写下：“不能这样死，要死也要杀几个垫背的……要杀就杀一把手，杀谭甫仁影响大！”   他利用看守的松懈，摸清了哨兵换岗的规律，多次在深夜潜出，甚至回家与妻子密谋。他熟悉保卫系统的每一个漏洞，轻易地盗取了枪支。   起初，专案组陷入了灯下黑的困境。负责案件的保卫部长景儒林，主观地认为被关押的王自正绝无可能作案，他甚至偏执地认为，是自己手下的秘书袁孔祥监守自盗，并对其严刑逼供，差点酿成冤案。   真正的突破口，来自一个13岁的孩子马苏红。他指认案发凌晨，正是王自正向他问路，寻找负责审查他的科长陈汉中，王自正杀完谭甫仁后，还想去杀掉直接审查他的仇人，只是因为陈汉中出差而扑了个空。   当专案组带着马苏红去俘管所指认时，又出现了重大失误，让王自正与小证人打了照面。惊觉败露的王自正，在被正式逮捕的前夜，掏出藏匿的第二支手枪负隅顽抗，最终在厕所墙角饮弹自尽。   他的自杀，让案件的许多细节成了死无对证的谜团，也让这起案件的直接负责人保卫部长景儒林，在巨大的压力和负罪感下，用一根尼龙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