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一位地主在敌人谈话时，趁机放走了被绑在树上的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这位地主被捕并判了死刑，在临刑前，他大声喊道：“把我当年救过的地下党找来，替我作证！”   1950年初春的一天，南阳刑场的风很冷，黄土地上尘土飞扬，围观的群众把现场围得水泄不通，张德顺披着囚衣，被押上土台，他的表情既沉静又倔强，没有挣扎，也没有喊冤，直到刽子手准备举起枪，他突然喊出了一个名字——李建民。   这个名字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里，掀起了涟漪，审判暂时中止，两名干部骑马疾驰出发，要去确认他喊出的那件事，围观的人议论纷纷，有人觉得他是在临死前胡说八道，也有人记起，他的确是个跟别的地主不太一样的人。   三年前的夏天，张家庄闷热得人喘不过气，那天傍晚，国民党保安团带着抓来的地下交通员李建民进了村，他们一路押着他，像押着一只猎物，村里人都不敢靠近，只有张德顺站在自家门口，看了他们一眼。   当晚，保安团在村里设了酒席，团长王继武喝得烂醉，桌上的酒壶横七竖八，士兵们也都喝得东倒西歪，李建民被绑在一棵槐树下，头发贴着额头，脸上全是灰尘和汗水，没人注意到张德顺在酒席中途悄悄离开。   张德顺去了柴房，他在角落里抓起一把藏着的柴刀，又绕到院子另一边，摸黑走向槐树，他的脚步很轻，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月光照在树干上，他看见李建民的胳膊因为绳子勒得发紫，他没有犹豫，蹲下身子，用柴刀一点点割断绳索，绳子很结实，他的手也很稳，刀刃划过麻绳时，只有微微的咯吱声。   绳子断的瞬间，李建民几乎是滑到地上的，张德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窝头，又塞了一把铜钱在他手里，然后指了指村外的方向，李建民朝着黑暗中跑去，背影一闪就不见了。   第二天早晨，王继武发现俘虏不见了，气得把院里的八仙桌砸成了三块，他咆哮着要挨家挨户搜查，张德顺没有躲，反而主动走上去，掏出家里二十亩地的地契，压在桌上，王继武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才甩了甩手，骂骂咧咧地走了。   这一切，张德顺没跟家里人说，他只是把那晚的柴刀挂回墙上，又去地里干活，村里人传说他赔了地，是因为酒席上得罪了团长，张德顺听见了，也只是笑笑。   时间过去了两年，张家庄也迎来了土地改革，张德顺的八百亩地被贴上了红纸条，插满了小红旗，他站在自家门口，看着那些红旗，眼神平静得像一汪老井。   农会的人把他列为地主阶级的典型，要开大会批斗，他没有辩解，只是坐在台上，听着别人说他剥削佃户、囤积粮食，他不说话，也没有低头，有人喊他“张老财”，还有人说“他去年分过粮”，但更多的，是拳头和口号。   几周后，他被判了死刑，消息传到村里，有人拍手称快，也有人悄悄叹气，执行那天，天刚亮，张德顺被押上了刑场，他走得很稳，像是去赶集一样，直到那一声喊，把所有人都震住了。   骑兵带着消息赶到信阳时，李建民正在开会，他听到张德顺的名字时，手里的钢笔咣当一声掉在地上，他立刻起身，骑上马就走，六十里路，他只换了一匹马，等他赶到刑场时，张德顺正站在土台上，风吹得他衣角猎猎作响。   李建民掀起左袖，露出手臂上的勒痕，他走到众人面前，把事情讲了出来：三年前，就是这个张德顺，在保安团眼皮底下救了他，他说，没有那把柴刀，他早就死在张家庄外的乱葬岗了。   那天的刑场突然安静下来，连风声都像停了一样，有人想起，张德顺曾经在饥荒时分过粮；有人记得，他找郎中救过邻居的老娘；还有人说，他教过村西头的哑女认字。   后来，组织重新调查了他的情况，张家庄的三十多户贫农，联名写了担保书，纸张上一个个手印红得像血，有人说，他是地主，但不是坏人，有人说，他有地，但心是热的。   最终，死刑被撤销，张德顺的身份被改为“开明士绅”，他没有被判入狱，而是被安排到县里担任政协副主席，他每天穿着粗布衣，骑着旧自行车上下班，桌上总放着一筐红薯，那是他自己种的。   李建民后来成了省里的干部，每年七月十五，两人都会在张家庄的老槐树下见面，他们不谈过去的事，只聊庄稼、雨水，还有各自的腿脚毛病。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75年，槐树已经长得很粗，树干上还有一道刀痕，是当年割绳子时留下的，张德顺伸手摸着那道痕，手掌上的老茧已经比当年更厚了，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像是低声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