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1军在福建剿匪，有个战士看到了一个拿刀的村民，误以为对方是土匪，就开枪打死他，事后才得知，他只是一个普通村民！   在福建浦城县申明村的清晨，山风裹着薄雾，村子还未完全醒来，一声突兀的枪响划破宁静，惊起了树上的鸟群，也惊动了正在灶间升火的村妇，声音来自村口的一座农家院子，那里，一位年轻人倒在地上，后脑溢出鲜血，手中还紧紧攥着一把木柄柴刀，旁边散落着一筐刚采的野果。   持枪的战士站在原地，额头渗出汗珠，他叫陈金庭，是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31军91师273团8连的副班长，来自山东威海，年仅二十岁的他，已经历过多场战斗，身上留着数道伤疤，这一刻，他却像第一次上战场那样，手脚发凉，他认出了倒下的青年——三天前在浦城街头，这人曾给他指过路，袖口还沾着泥巴。   事情发生得太快，部队正在剿匪，敌人常混于百姓之间，不穿军装，也不讲明身份，那天清晨，接到浦城县委的紧急通报，有土匪混入镇区抢粮，8连连夜出击，陈金庭带着小队赶至申明村，准备逐户排查，刚走到村口，他看见一个青年从家中院子里冲出来，手里握着柴刀，神色慌张，步伐凌乱。   陈金庭举枪示警，对方非但没有后退，反而一步步靠近，他下意识地认为这是伪装成村民的土匪，手心一热，扣动了扳机，子弹出膛的瞬间，他脑海中却闪过一个模糊的念头：那不是敌人。   等他走近尸体，心中已是一片冰凉，死者身穿蓝布褂，显然是本地农民，脚上的草鞋还沾着露水，他翻看对方的衣袋，掏出一张写着“给娘换盐”的纸条和一枚锈迹斑斑的徽章——那是闽北苏维埃政府1932年发行的红军纪念标志，一切都指向一个事实：他错杀了人，而且杀的是一位红军后代。   消息传至团部，当晚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室烟雾缭绕，桌上的搪瓷缸被砸得咣响，师领导面色沉重，讨论的不是这起误杀是否存在，而是如何处理这件事带来的后果，土匪猖獗，百姓人心本就不稳，如若不作出严肃处理，恐怕会让群众对部队失去信任。   根据纪律，误杀平民者要依法处决，陈金庭虽然是老兵，战功不小，但在这个时候，身份并不能成为遮掩错误的理由，决定很快下达：召开公审大会，依法执行军法。   陈金庭被关进禁闭室，他没有申辩，只要求部队替他向家中报信，说他战死在剿匪途中，他将一枚银元缝进军装内衬，那是他这个月攒下的党费，他认为，作为一个党员，应该自己承担这个后果。   公审大会设在镇上的关帝庙前，人群从四面八方赶来，连山上的猎户和田里的农妇都放下了活计，有战士抬来一口刷了红漆的棺材，旁边立着墓碑，墓碑上“陈金庭烈士”五个字刚刻上去，石粉未干。   官兵宣读判决，陈金庭被押到台前，就在行刑队准备执行命令的那一刻，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突然从人群中挣扎着冲上台来，她是死者蔡金生的母亲，郑桐妹。   老太太拄着棍，站都站不稳，她没有质问，也没有哭喊，而是跪了下来，她的身后，是村里的老中医叶通林，他举着一张药方，证明蔡金生患有癫痫，发病时会持刀乱舞，甚至曾伤及亲人，老妇人只是低着头，哽咽着摇头，示意枪手放下武器，她说不出完整的话，但整个场面已经让人明白了她的态度。   现场陷入短暂的沉默，紧接着，有人从人群中走出，站到台前，更多的村民也开始聚集，有人抬着自家酿的米酒，有人提来刚摘的橘子，还有人搀着孩子，一起挤到主席台前，没有人喊口号，也没有人喧哗，只是一个个站出来，用行动表达一个意思：他们选择相信这个年轻的战士。   军方高层被这突如其来的民意所打动，他们明白，这不仅仅是对一个战士的宽恕，更是对整支队伍的信任，在紧张剿匪的当口，这种信任比任何武器都要宝贵，最终，军部决定暂缓执行，陈金庭被允许归队，戴罪立功。   此后数月，他跟随部队南下，参与了解放福州和漳州的战斗，在一次围歼匪首刘子良的战斗中，他用身体掩护被袭击的村民，身中弹片，负伤不下火线，他没有再提过误杀的事，只是每月从津贴中省下一笔钱，寄往浦城县，以“山东小兵”的名义寄给郑桐妹。   郑桐妹从未领取过红军烈属的补贴，也从未公开承认那位寄钱的战士是她的“义子”，她只是把那一封封信和寄来的钱藏在灶台后的小罐子里，谁问就说是山里仙人送的。   多年之后，申明村口那棵老樟树下，有人立了一座小小的碑，碑前常有一筐野果，整齐地摆着，没有人知道是谁放的，也没有人去打扰，村里的老人说，那是为一个山东来的兵娃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