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这届政府，和拜登政府比起来完全不是一个水平。他的团队里，没有一个人在智力、觉悟和政治“水平”上能跟沙利文、布林肯，甚至是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相提并论。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团队差异，就像大卖场里的临时促销员和专业百货公司的资深经理——前者擅长吆喝打折促销，后者精于品牌战略布局。 这些商界精英带着交易艺术的思维入主华府，把政治决策当成了商业谈判，比如姆努钦在推动税改时，直接套用投行的财务模型，结果导致美国国债在其任内激增7.8万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背负6万美元债务。 这种“商人治国”的模式在贸易政策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特朗普团队将关税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对中国、欧盟、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发起全面加征关税行动。 但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很快反噬美国经济：2025年一季度，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下2021年以来最大单月跌幅，亚特兰大联储预测当季GDP将萎缩2.82%，这种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操作，充分暴露了商人思维在复杂国际经济博弈中的局限性。 相比之下，拜登团队就是传统的政治精英了，国务卿布林肯从克林顿时代开始深耕外交领域，参与过伊朗核协议谈判、美古关系正常化等重大外交事件，其著作《盟友对盟友》早在1987年就系统阐述了跨大西洋联盟的战略价值。 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更是少年得志，34岁就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主导了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这种专业背景让拜登团队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更注重长期战略布局。 例如布林肯上任后迅速修复美欧关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高调宣布跨大西洋联盟回归，并推动G7形成对华统一阵线，这种价值观外交虽然也带有意识形态偏见，但相比特朗普团队的单干主义，确实更能凝聚盟友力量。 不过，特朗普团队的企业界背景也并非一无是处，他们在推动技术创新、精简政府流程方面确实有一定成效，比如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推动联邦支付系统改革，要求所有支出注明分类代码，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财政透明度。 平心而论，特朗普团队的企业界背景带来了商业思维的高效与创新，但缺乏政治经验导致决策随意性强，国际战略摇摆不定，拜登团队的传统精英背景确保了政策的连贯性和外交的专业性，但也可能陷入官僚主义的窠臼。 评价一届政府的水平，不能单纯以团队成员的履历论英雄，而应综合考量政策实效、国际影响和国内治理，两届政府各有优劣，其差异本质上是不同治理理念的体现，在全球化复杂挑战面前，如何平衡商业效率与政治智慧，仍是美国政治需要解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