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北大才女王承书一家登船回国，被美国工作人员要求开箱子、脱下衣服。没想到，就在她穿好衣服登船时，对方突然一把抓住她6岁的儿子：你可以走，但孩子不行。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在登船口的铁栏杆前，王承书正带着儿子一步步靠近船舷，轮船即将启航，她的思绪已经不在旧金山。 可就在那一瞬间，身后的美方人员突然一把将她的孩子拉了回去，动作没有任何征兆，也没有提前通知，她整个人怔在原地。 她回身上前试图带回儿子，却被拦住，对方说得很清楚，孩子拥有美国国籍，不允许离境，他们没有权力剥夺她作为母亲的身份，但他们可以用一纸政策留下一个六岁的孩子。 王承书第一次在整个回国过程中感到无法掌控局面，好在张文裕站了出来，他比妻子更冷静，也更清楚事态的严重性，他没有试图强行带走孩子，而是当场申请放弃儿子的美国国籍。 张文裕用了几乎整整一个上午，一边和移民局沟通，一边联系在旧金山的熟人调取证件，同时还需要填写大量的放弃国籍文件。 最终，孩子的美国国籍正式注销，成为“随同母亲离境的非公民未成年人”，这一特殊身份让他们终于可以登船，这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离境方式，也不光彩，但这是唯一能离开的合法路径。 王承书心里明白后面的一切都已经与她无关，过去七年的等待，换来的不是宽容，而是一次接近失控的离别。 她不再指望任何人给予善意，只能靠自己保住家人，保住信念，这一切都源自她在十多年前所做的那个决定，那时候的她刚刚从密歇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她在那里学习气体运动理论，并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了多项理论突破，发表的几篇论文在物理学界引起注意。 美国学界对她很认可，甚至邀请她参与多个长线研究计划，但她拒绝了所有延长签证的邀请，也没有接受任何一份长期合约，她早就下了决定，1949年以后，她的信念愈加坚定，她认为国家正在重建，正是最需要技术与人才的时候。 她和丈夫长期保持和国内科研机构的联系，把部分研究材料寄回国内，同时也关注着中国高等教育和科研体系的逐步恢复。 她申请回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程序，从1950年开始，她每年都递交一次请求，每年都被拒绝，有时是因为政治因素，有时是出于对科技外泄的担忧。 她不被允许离境，生活受到限制但她仍继续申请，没有中断，她没有公开发表任何敏感言论，也没有对任何人流露不满，她清楚自己要的是一条通向祖国的合法道路。 在1956年之前，她几乎每年都认为自己要失败了，但每年又一次次坚持下来，她不做抗争，只是耗时间，一次次提交申请，一次次等待答复，直到那年夏天，她收到了离境许可。 登船之后的日子并不轻松，他们一家三口在船上没有片刻放松，王承书和张文裕花了整整一个星期写回国计划、列清科研课题，船还没靠岸，他们就已经做好了下一步的准备。 到达国内后，他们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科学院，提交了工作意向，王承书被分配到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张文裕也安排到了北京大学，两人很快就投入工作，几乎没有过渡期。 初期的研究条件极差，连最基础的测量仪器都要从头开始造，实验数据要用手工计算，设备维修要自己动手改装，她每天早上七点前到研究所，经常晚上十点以后才离开。 她自己划分出一整块区域负责气体分离理论的搭建，带着十几个年轻研究员，从零开始整理数据、做实验、构建模型，她不抱怨，也不要求额外资源。 她知道国家还在恢复期，能争取到的科研经费已经非常宝贵，到了1958年，她被调入一个更加核心的项目，任务是参与核裂变装置相关的理论建模和工程测试。 她从不质疑安排，也没有要求任何调换，她直接加入研究团队，开始重建早期的铀分离实验平台，这项工作对她来说并不陌生，但国内缺乏配套设备和原材料，一切都需要她带头建立体系。 她几乎全年没有请过一次假，在研究所的记录中，她连续五年保持满勤，报告和成果文档从未延误，她不谈个人成就，也不在公开场合接受表彰。 1964年，她所在的研究团队完成了一项关键突破，但她拒绝署名第一作者，将全部技术贡献归于集体研究，她的唯一要求是保留实验数据，用于下一阶段的热核反应模拟。 在之后的十几年里，她从未调离岗位，哪怕单位提出安排她担任管理职务，她也拒绝，理由是“时间不够”，她要求继续参与一线实验，直至1986年退休。 她的晚年十分低调，她没有住进专家楼，也没有申请任何津贴，只留下了一笔普通的生活储蓄，她将这笔钱全部捐给了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项目。 并在自己去世前立下遗嘱，不留骨灰，不设纪念，不发讣告，她的科研资料、手写笔记、实验记录一律归还给研究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