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杨振宁来看望癌症晚期的邓稼先，他开玩笑地问：“你搞原子弹、氢弹，国家给了你多少奖金？”听了邓稼先的回答，杨振宁当场呆愣在原地。 当杨振宁去北京医院看邓稼先时，俩人聊了几句，杨振宁笑着问他，搞两弹一星，国家给了多少奖金？ 邓稼先笑了笑，伸出俩手指说：原子弹十块，氢弹十块。杨振宁一下子就愣了，半天没说话。 病房里的消毒水味刺得人鼻子发酸，邓稼先躺在病床上，脸色比被单还白，可说起这二十块奖金，嘴角还带着点苦笑。搁现在看，十块钱也就够买俩冰棍，可在1985年国家颁发“两弹一星”奖金时，总共才一万块，分到原子弹、氢弹项目组，再摊到每个科研人员头上，可不就剩这可怜巴巴的十块、十块。那时候的邓稼先，穿着磨破领口的衬衫，住着单位分的老房子，家里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可他带着一群年轻人在戈壁滩上啃窝头、喝盐碱水，在核爆试验场冒着生命危险捡数据，图的压根不是钱。 杨振宁发愣的那会儿，心里头怕是翻江倒海——他在美国拿诺贝尔奖，奖金折算成人民币得有几十万，可老同学搞出了让中国挺直腰杆的原子弹，到手的奖励还不够买台像样的收音机。你说国家不重视吗？倒也不是，那时候咱们刚改革开放，兜里没钱，连原子弹试验场的计算机都是用算盘珠子拨出来的，能挤出点奖金已是咬牙硬撑。可反过来想，这些把一辈子埋进核试验场的科学家，隐姓埋名几十年，连家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干什么，等熬到重病缠身，换来的不过是两张皱巴巴的十元大钞，这公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