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讲座上，胡适大讲白话文的好处，黄侃不服：“举个例子，假如你的太太亡故了，电报要发：‘你的太太死了，你快回来呀’一共11个字，而文言文只需要‘妻丧速归’四个字，连电报费都省了三分之二。” 胡适，1891年出生在上海川沙，安徽绩溪人，幼年丧父，家境清贫。六岁回老家读书，私塾里啃《三字经》《千字文》，十三岁到上海上学，进了梅溪学堂，接触梁启超的文章，眼界大开。1906年考进中国公学，还当过英文老师，显出语言天赋。1910年，他考取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先在康奈尔大学学农艺，后转哥伦比亚大学，拜哲学家杜威为师，深受实用主义影响。1917年回国，26岁的他成了北大教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掀起白话文运动，主张用通俗语言写文章，让普通人也能读懂学问。他的文章浅显易懂，风靡学界，学生爱听他的课，朋友都说他温和好相处，流传一句“我的朋友胡适之”。他推动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成了时代弄潮儿。 黄侃，1886年出生在湖北蕲春，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得意门生，精通音韵学和训诂学，学问深厚得吓人。1915年，他到北大教书，讲《说文解字》，一手篆体字写得龙飞凤舞，学生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传统文言文推崇备至，认为白话文粗俗不堪，压根瞧不上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张。他性子直，脾气大，爱跟人抬杠，跟北大不少教授都有过节。他学问虽好，但固守旧学，反对白话文的主张让他跟胡适站在了对立面，两人在学术上没少较劲。 1918年，北大的一场讲座成了胡适和黄侃交锋的舞台。胡适力推白话文，说它简单明了，能让贩夫走卒都看得懂书，打破士大夫对文化的垄断。黄侃听不下去，站出来反驳，说白话文啰嗦得要命。他举了个例子，说如果胡适的太太去世，发电报用白话文得写“你的太太死了，你快回来呀”，整整11个字，费钱又费力；换成文言文，“妻丧速归”四个字就够，电报费都能省三分之二。这话说得尖锐，还带点挑衅，因为胡适刚新婚不久，这例子听着有点不妥。学生们都替胡适捏把汗，想看他怎么接招。 胡适没急也没恼，停顿了一下，笑着回应。他也举了个例子，说前几天教育部请他去做行政秘书，他不想掺和官场，打算回绝。他问黄侃用文言文怎么发电报，黄侃说“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九个字，文绉绉但挺简洁。胡适点点头，说他用白话文只要五个字：“干不了，谢谢。”学生们哄堂大笑，觉得白话文不仅短，还接地气，带着点幽默。胡适这手以柔克刚，化解了黄侃的挑衅，还让白话文的优势显了个明白。黄侃没再吭声，这场交锋以胡适的胜利告终。 这场争论表面上是电报字数的较量，实际上是新旧文化的碰撞。胡适的白话文主张贴近百姓，符合时代潮流，赢得了更多年轻人的支持。黄侃捍卫文言文，学问虽深，却显得有些跟不上趟。这次交锋也让人看清了两人的性格：胡适温和机智，黄侃犀利固执。白话文从此在北大扎下了根，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旗帜。 这场讲座后，胡适继续扛着白话文的大旗。1919年，他主编《新青年》，发表白话诗集《尝试集》，诗写得跟说话似的，普通人都能看懂。1922年，他又办了《努力周报》，宣传科学和民主，影响了一大群知识分子。他不光在学术上发力，还特别仗义。1920年，林语堂在哈佛留学，钱花光了，写信向胡适求助。胡适二话不说，掏了自己兜里的1000美元寄过去，只说这是北大工资预支，让林语堂学成回来教书。后来林语堂又去莱比锡大学读博，再次缺钱，胡适又寄了1000美元，还是那句话。林语堂回国后想还钱，才发现学校压根没这笔账，原来是胡适自掏腰包。他帮朋友不图回报，卖烧饼的袁瓞鼻子里长了瘤，胡适写信给台大医院，包了所有医疗费。北大同事梁宗岱的婚姻闹出纠纷，一个女子找上门讨抚养费，胡适了解情况后，建议走法律途径，最后女子拿到了2000块，事情才算了结。 黄侃呢，讲座后还是埋头研究国学，1930年去了南京中央大学教书，写下《文选平点》等书，学术上没得挑。但他脾气大，爱喝酒，身体越来越差。1935年，他在南京因酗酒过度去世，年仅49岁。他的学问留下了名，可因为固守文言文，跟时代渐行渐远。 胡适的婚姻是包办的，妻子江冬秀没啥文化，感情也平淡，但他从没想过抛弃她，尽了丈夫的责任。他跟鲁迅、陈独秀都有过分歧，鲁迅骂他，他不还嘴；陈独秀拉他搞政治，他不掺和。他就想安安静静做学问，守着自己的底线。1932年，他当了北大文学院院长，研究红学，写文章，日子过得充实。1958年，他去了台湾，当中央研究院院长，整理日记，写学术文章。1962年，他在台北一场宴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71岁。桌上还放着他没写完的稿子，笔迹工整。 胡适和黄侃的交锋，是一场思想的碰撞。胡适推白话文，接地气，影响了无数人；黄侃守文言文，学问深，却少了点时代感。胡适的温和和坚持，像一股清流，润物无声。黄侃的固执和才华，也让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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