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驻守北大营的8000东北军被张学良勒令不抵抗，任由日军300人肆意横行，但是城里的数百名警察，却在局长黄显声的带领之下，成为了沈阳唯一一支撕毁“不抵抗”命令的中国武装。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发生了，北大营内装备精良的8000名东北军官兵，在张学良下达的不抵抗严令下，竟被区区300人的日军先头部队驱离营地。 张学良此举是执行了国民党中央“避免冲突、忍耐待援”的指示，幻想通过国际联盟解决争端，与此同时，沈阳城内却响起了抵抗的枪声。 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这位对日军野心早有预判的警官，果断撕毁了不抵抗命令，率领全市数百名警察奋起反抗。他们成为当时整个沈阳城内唯一成建制与日军血战的中国武装力量。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当时正全力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显示，蒋介石视国内“剿共”为首要任务，并认定日本关东军的行动是局部挑衅，这一严重误判导致了灾难性后果。 仅一夜之间，沈阳沦陷，短短四个多月内，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全境落入敌手，超过3000万中国同胞瞬间沦为亡国奴。日军兵不血刃占领了当时中国工业基础最雄厚的地区，攫取了海量的资源和财富。这份沉痛的代价，印证了退让政策的彻底失败。 黄显声能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绝非一时冲动。他1896年生于沈阳，对东北的土地和人民有着深厚感情，从基层警员晋升至省级警务主管。 早自1930年起，黄显声就密切注视着日军在辽宁境内频繁异常的增兵和演习活动，他判断大规模入侵已箭在弦上。顶着巨大的压力，黄显声做了一项极其关键且富有远见的准备工作。 他秘密下令，将张学良封存在沈阳库房中的二十余万支老旧步枪分发下去，装备了辽宁省下辖的58个县公安队。《人民日报》海外版相关纪念文章确认了这提前武装民众的行动，为后续的自发抵抗储备了重要力量。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当夜，黄显声坐镇沈阳市公安局进行全局指挥，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工业区第六警察分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九一八事变卷宗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惨烈状况。该分局约三十名警察面对日军的猛攻，依托简陋工事和掩体，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殊死搏斗。 他们没有先进的武器，更没有后援，最终全部壮烈牺牲，现场勘察报告描绘了极其惨烈的场面。黄显声指挥下的其他分局警察也在各自街区设置路障，奋力抵抗日军的推进，大大迟滞了敌人的占领速度。这场警察队伍的殊死抵抗，向世界宣告了中国人绝不屈服的精神，打破了敌人轻松占领的神话。 沈阳沦陷后，黄显声并未停止战斗，他迅速撤离市区，将之前武装起来的各县公安队和部分不愿撤退的军警组织起来。一个名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的抗日武装力量就此诞生。这支队伍以山林为依托，以游击战术不断袭扰日伪军，破坏交通线，成为日寇的心腹大患。 黄显声因其率先组织大规模民众武装抗日，被当时的东北民众和后来史学家称为“血肉长城第一人”。 历史的悲情在于，这样一位抗击外侮的民族英雄，最终却倒在了同胞的迫害之下，1935年后，国民党当局开始忌惮和压制地方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1938年，黄显声从东北辗转至武汉，试图寻求国民党中央对义勇军的更大支持，并表达坚持抗日的决心。 然而这却为他招来了灾祸，国民党特务机构以莫须有的“通共”和“图谋不轨”等罪名，在武汉将黄显声秘密逮捕，他被辗转关押于贵州息烽、重庆渣滓洞和白公馆等集中营长达十一年之久。 在漫长的铁窗生涯中，他受尽酷刑与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1949年11月27日，就在重庆解放前夕，黄显声被国民党特务押至步云桥秘密枪杀，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 辽宁省档案馆设立有专门的黄显声纪念空间，保存着他的珍贵文物与史料，沈阳市则明确将当年工业区第六警察分局的抗战旧址作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黄显声的故事，是九一八事变历史叙事中最具警示意义的一环。它无情地揭露了“不抵抗”政策的危害性与欺骗性，张学良和蒋介石的退让未能换来和平，只换来了国土沦丧和百姓的苦难。 正是无数像黄显声这样挺身而出的脊梁，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抵御外侮的第一道防线，他们的抗争精神直接推动了1937年全民族抗战的形成，这条用鲜血铸就的真理从未改变。 面对侵略者，唯有坚决抵抗才是捍卫民族生存与尊严的唯一道路，黄显声等警察用生命点燃的抵抗之火，虽被黑暗吞噬，却最终化作了驱散阴霾的光芒。 信源： 【穿越历史的感动】临阵抗命“不抵抗” 血肉长城第一人——人民网、《国家记忆》、《人民日报》海外版《不忘抗日英雄黄显声》纪念文章、中央编译出版社《东北义勇军战纪》等[凝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