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夏，李政道被自己的老师费米突然问到：太阳中心的温度是多少？李政道不假思索脱口而道：我从书上看过，标准答案是大概1000万度，谁知，费米听完却摇摇头，批评李政道：你这样是不行的！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6年的芝加哥大学实验室里，诞生了一把与众不同的计算尺，这把长达六英尺的特殊工具，不是用来测量长度，而是专门为计算太阳中心温度而设计，它的诞生源于一位伟大物理学家对学生的严格要求，而这把计算尺的背后，藏着一个关于科学精神传承的动人故事。   这把计算尺的设计者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里克·费米和他的学生李政道，在那个没有电脑的年代，这样一把刻有复杂对数刻度的计算工具，凝聚着师生两人整整两天的心血，也见证了一次教育理念的深刻实践。   而在制作这把计算尺之前，李政道的求学之路充满坎坷，他生于战火纷飞的年代，求学过程几经辗转，从小学到大学，因为战乱的影响，他甚至没能拿到一张正式的毕业证书，但这并未阻挡他对知识的渴求，反而磨练出他超乎常人的坚韧品格。   1946年，李政道来到芝加哥大学，没有正式文凭的他，只能以旁听生的身份默默坐在教室角落里听课，然而，他的天赋和勤奋很快得到了认可，在期末考试中，这位"无文凭者"竟然名列第一，不仅获得了正式的研究生身份，还被授予"校级学者"的荣誉称号。   正是这份出众的表现，让他有幸成为著名物理学家费米的学生，费米在37岁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是"曼哈顿计划"的重要成员，在物理学界享有崇高声誉，但就是这样一位大科学家，对待学生却格外用心。   那个改变命运的时刻发生在一次普通的实验中，费米突然问李政道太阳中心的温度是多少，当李政道轻松报出从书本上记住的答案时，费米却皱起了眉头，他并非否定答案的准确性，而是质疑这种单纯记忆的学习方式。   在费米看来，真正的科学研究不能仅仅依赖于记忆他人的结论，而是要学会独立思考，要敢于挑战现有理论，通过实践去验证每一个结论，正是这种理念，促使他带着李政道制作了那把特殊的计算尺。   这次经历对李政道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亲手设计工具、推导公式、验证结果的过程，他深刻理解了科学研究的真谛，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计算练习，更是一堂终身难忘的科学方法课。   费米的教育方式与众不同，他不喜欢填鸭式教学，而是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维能力，他每周都会专门拿出半天时间，与每个学生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在这些深入的讨论中，他不仅解答学生的疑问，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学会思考，掌握研究问题的方法。   在费米的指导下，李政道逐渐蜕变，从一个习惯背诵标准答案的学生，成长为一个善于思考、勇于创新的科学家，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他后来的研究成果中，更影响了他自己日后的教学理念。   这把特殊计算尺的故事并未随时间消逝，在李政道后来的科研生涯中，这次经历始终激励着他追求科学真理，他深知，真正的科学研究必须建立在独立思考和实践验证的基础之上。   1957年，李政道与杨振宁因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突破性发现的背后，正是源于他们敢于质疑已有理论、大胆假设并付诸实践的科学精神，这与当年费米教授所强调的研究态度如出一辙。   获得诺贝尔奖对李政道来说只是一个新的起点，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一直心系祖国的科技发展，在他的积极推动下，中国的高能物理研究迈上了新台阶，特别是在中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的建设过程中，他付出了大量心血，为中国物理学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教育家，李政道深深继承了费米的育人理念，他同样重视与学生的一对一交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在他看来，科学教育不应局限于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方法和研究能力。   为了推动中国科技教育的发展，李政道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的建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中国科技大学设立少年班的构想，这一创新性的教育模式，旨在及早发现和培养具有科学潜质的青少年，为中国科技发展储备人才。   即使在耄耋之年，李政道仍然心系科学教育事业，他在上海交通大学倡议建立世界级科研机构，目的是培养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研人才，这些努力都体现了他对科学精神传承的执着追求。   从芝加哥大学的那把特殊计算尺，到后来众多重要的科研项目，李政道始终秉持着费米教授教给他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新，这种精神不仅影响了他的学术生涯，也通过他影响着更多的年轻科学家。   信息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政道：费米在芝加哥大学留下的记忆